近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笔者得知，参与这场论坛的一位法学界的顶尖级专家获得的报酬高达7000元。知情人透露，高校的知名专家通过参加学术研讨会来获得报酬已成为专家“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
去年，在有关“经济学家的良心”的争论中，有媒体报道：“北京一流经济学家年收入过百万元，二流也挣60万元，这些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是在上市公司中担任独立董事，在这个名单中，有仍在高校任教的萧灼基、卫杰、张维迎、吴晓求等教授。”
相对于靠兼职挣外快的高校教师来说，象牙塔里真正的富豪族，多是靠在培训班教课和课题组的技术入股办公司起家的。
中央财经大学的一位法学院教授发现，由于连年来的“考研热”、“考证热”，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外语学院的很多教授以名师的身份加入考研政治或英语培训班的讲学，而法学院的一些教授则通过举办司法资格考试、法律硕士考试的培训班获得大笔收入。这位教授所在的法学院中，有不少教授因此跻身富豪族。
今年8月，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海淀体育馆座无虚席，启航培训学校暑期政治强化班正在举行。与启航培训学校合作授课的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教师。
近几年考研市场迅速膨胀，许多名校的教师纷纷瞄准了这个赚钱的机会。在启航培训学校，以考研政治班为例，为期一周的课程，每位学生要交培训费500多元，每期有几千名学生报名。由于教授的报酬都是从几千名学生的培训费中抽取的，学生越多，提成也越多，授课教师从中收益自然不菲。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袁名（化名）说，大学教师这个职业比较有条件在外兼职，因为课时量小，假期周末等空余时间较多，而学校也没有明文禁止。但当教师兼职占用了过多精力后，对其教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当教授的‘外快’成为工资的两三倍后，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偏向兼职工作，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反倒成了副业。”
袁教授称自己前两年在一家电视台兼职做节目，月薪有5000多元，那时每周要去参加两次选题会，还要轮流值班，当他发现那个工作已经不是兼职，几乎要求全职时，便立即辞去了这份工作。“很多年轻教师因为收入差距的刺激，纷纷想方设法兼职赚钱，如果这种做法形成风气，高校的教育质量将必然受到影响。”
北大中文系一副教授对此认为，低工资收入状态下，兼职是合理的。一个工人下班后，给邻居打沙发，收入与正式工作没关系。收入不是大学带来的收入，跟大学没有关系。不过据他了解，北大的老师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
跟社会联系更多的专业更能赚到钱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在谈到高校教师收入差距时称：“跟社会联系更多的专业可能更能赚到钱，但是社会总资源是有限的。到底有多少富豪教师，占比例多少，都没有统计。我感觉学校大部分老师是贫穷的，如搞古代汉语、宗教学科的，这样的老师是大多数。”
学科在社会适用性上存在的差异，决定了此学科教师收入之间的差异。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说，经济学、管理学的教师收入很高。他们除了完成系里的教学任务以外，还给企业加班，一些人还会给非正式注册的学生上课挣钱。“我知道有的学科教师收入一年可以接近百万元。其实很多院系都很重视挣钱，只是某些学科接触社会的程度多一点，能够多捞一笔。其他院系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北京理工大学的吴教授说：“目前，名校与非名校，老师的工资收入有很大差距，而同一学校的不同学院，老师的工资收入同样差距很大。”如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偏文科类高校，与理工科院校相比，教师的工资和岗位津贴等收入要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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