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不久前接受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大家”栏目采访时，也提到在他获得的各种大奖中，他最看重这个奖。不过，在学术界，大家可能更看重袁隆平在今年年初获得的由以色列颁发的沃尔夫农业奖。沃尔夫奖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誉，袁隆平是首次获得这个大奖的中国大陆本土科学家。
袁隆平屡获国际大奖，是国际上对以他为代表的中国水稻育种工作者多年以来在杂交水稻的研究、推广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的肯定和表彰。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研究工作能够获奖的主要原因，在于水稻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农作物，是由于其重大的经济价值而获奖，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生物技术的开发和理论研究方面已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恰恰相反，在这些方面我们还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袁隆平因为发现水稻杂种有优势，进而培育、推广杂交水稻，但是杂交水稻为什么会有优势？水稻杂交优势的遗传基础是什么？这些更根本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却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坦克斯利(Steven Tanksley)实验室做出的，他也因此与袁隆平分享沃尔夫农业奖。这种理论研究具有更为重大的学术价值，将会对未来的应用开发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些大奖，是对中国育种工作者在过去应用传统育种方法所做出的成果的表彰，但是传统育种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是属于遗传工程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与传统育种方法相比，转基因技术是对已知基因所进行的操作，目标更为明确，效果更为确定，因而可以更快、更好地获得结果；而且转基因技术打破了物种界限，可以把来自其他物种的基因转入农作物中，多方面地改良农作物，获得传统育种方法所不可能获得的成果。中国在转基因水稻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1996年在世界上首次研究出了抗除草剂转基因杂交稻，最近有报道说我国抗虫转基因水稻规模化育种技术已趋成熟，已经具备产业化的基础。
但是这只是把国外已经开发得非常成熟的抗除草剂、抗虫害转基因技术应用到水稻上而已，并非新的突破。在如何利用转基因技术提高水稻产量、提高大米的营养价值等新领域，中国还是相当落后的。例如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已开发出的“金大米”，通过转基因技术让水稻制造β胡萝卜素(维生素A的前体)，有助于消灭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国外也正在试验用转基因技术提高水稻中铁元素的含量，以减少亚洲妇女常见的贫血症；以及将玉米基因转入水稻中，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和改良稻米的品质等。
这是一场真正的技术革命。技术革命会带来无知的恐慌。在国外反科学组织的活动和中国媒体的炒作下，对转基因的恐慌也已在中国出现，并造成了一定的恶劣影响，这不仅会影响到包括转基因水稻在内的转基因作物在中国的推广和产业化，而且也会影响到中国对转基因作物研究的支持和投入，难以在新的时代出现袁隆平式的人物。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以大米为主食的人关注的。
近期在几大国内门户网站上，中国网友推荐“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还有人建议征集大量签名后送给中国有关方面以及诺贝尔评委。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就此表示，列入诺奖候选人名单需获有效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