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杰出的组织家和实践家冯云山（1815—1852），广东花县禾落地村人。从小读书，屡试不第，是地主阶级的下层知识分子。1843年他在紫荆山创立拜上帝会，利用宗教形式组织群众，揭开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序幕，成为拜上帝会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实际创建者和奠基人。《李秀成自述》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这当是历史事实。但在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中，由于洪秀全的教主地位和杨秀清的雄才大略，对冯云山的评价就往往有受制于洪、杨之感。有人用“屈居”、“让步”来解释冯杨关系，用忠实的追随者来概括冯洪关系，这是不能揭露历史真实的。我想就有关冯云山的评价问题进行一些研究分析，以便对冯云山作出一些比较客观的评价。
对冯云山初期革命活动的考察
冯云山和洪秀全作为不得志但有抱负的乡村知识分子，面对着清王朝的腐败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产生了变革现实的思想，基本上都是代表为中国寻找出路的思想倾向。但仔细考察一下他们的活动，就可发现他们当初的思想动机和所走道路显然是不同的。从现有的材料看，洪秀全主要是想通过向西方学习，对中国社会进行一些改良。而冯云山则侧重于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斗争，以推翻清王朝的黑暗统治，较洪秀全更具有革命的实践精神和艰苦的创业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农民战争都是披着宗教外衣出现的。在狂热的宗教活动背后，总是“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页。）在冯云山看来，单纯的宗教活动是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因此，当他接受了洪秀全的洗礼之后，并没有热心去钻研上帝教的教义，更没有想去争取洋牧师的洗礼以求得传教士的合法身份，而是在公开的拜上帝教的旗帜下，开始了革命活动。
1844年2月，洪冯被迫失去教席后，决计要“远适异省，到各村镇宣传真道。”（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于是冯云山远离家乡同洪秀全一道去了广西。必须指出，这时他们虽然是同行，但想法却不一样。冯云山是想找一个适于发展拜上帝会的地方，来实现改造中国的愿望；而洪秀全却侧重宣传“真道”，没有太多的实际设想。因此，当他们在广西贵县赐谷村苦心经营了七个月后，分歧出现了。据记载，当时“秀全与云山先将拜上帝信耶稣之教道为众宣讲，口才佳妙，极有感力，听者不特即行接纳其道，而且信洪冯二人乃上天特派到此传真理与彼等者，即皈依受洗礼者逾百人。”（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可见形势很好。但洪秀全却借口“表兄家苦，甚难过意”（《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644页。），“若任其中表长久供养如许宾客，实为不易”（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决意离开那里。这就暴露了洪秀全的思想深处并没有把发展教徒和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的事实。据《太平天日》记载：当洪秀全与“南王到田寮，语言有拂逆”之后，洪秀全竟然作出决定，要冯云山立即离开赐谷村，同后来的洪仁球、洪仁正等一起回广东。怕冯等反对，不能成行，洪秀全便连夜离开赐谷村到林桥。冯云山对此很恼火，但不好多议论，还是洪仁正对洪秀全说：“尔连夜私走，人有猜疑焉。”（《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644页。）之后冯云山被迫离开了赐谷村。不久，洪秀全也回到了广东。
这里值得思索的是：洪秀全离开赐谷村之后，在广东两年多的时间，主要是在充实拜上帝教的教义，并没有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对分手后音讯全无的挚友冯云山却没有见到他有任何寻找的记载。相反地，冯云山离开赐谷村之后，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桂平县紫荆山。据说，“他当时肩上背着包袱，袋里没有一文钱，迳入牛行，想找到一件工作，来做入山的线索。在新墟没有人雇他，就直入古林社在路店张家投宿。第二天，借了一个竹篮，去拾牛粪出卖过活，后来渐渐有人雇他做短工。他有时挑泥挖土，有时割禾打谷……。”（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冯云山传》。）他之所以到紫荆山这样艰苦的地方，完全是为了组织革命运动。据说，早在花县时，他就认为“广西山多人野，最好招集英雄买马聚粮。”（《粤匪起寻根由》，见《太平天国火粮》第457页。）当他到了桂平，“听说紫荆山山深地僻，人入不知处，里面住有烧炭工人”时，“心里很喜欢，认为那里正是他密图大事的天地，决定前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冯云山传》。）冯云山不仅忠实于事业，还忠实于朋友。他来到紫荆山传教，仍然打着洪秀全的旗号。因此，在发展拜上帝会的过程中树立了“洪先生”的名望和权威。正如洪仁□所说的：“冯云山虽是拜上帝会之开创者，但人承认洪为会中至高首领，威权无能与比，其权力足以施诸会众各人。”（《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52页。）这个“神秘的”、“象征”性的“洪先生”——洪秀全当了几千拜上帝会会众的首领，其实是冯云山苦心宣传的结果。
由上可知，冯云山初期的活动，目的十分明确：即想利用拜上帝教组织发动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他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创业精神，是与这一目的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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