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革命的组织家和实践家
冯云山不仅选择了阶级斗争激烈、地形非常险要的紫荆山地区作为他发展会众的根据地，而且进行了不寻常的卓绝斗争。首先，他为在这个穷山区站住脚根，采取秘密的隐蔽的手段，编造了令人信服的故事：“我由广东入桂，原欲到柳州找我阿叔，不料途中遇盗，被劫一空，举目无亲，典借无路”，从而取得了当地群众的同情。站住脚后，他便开始逐渐表明他的不凡抱负和才华。一边拾牛粪，一边却唱着“孤寒到此把身藏，举目无亲也着忙；拾粪生涯来度日，他年得志姓名扬”（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不久引起人们重视，被聘为教师。从此，他脚根立稳，并迈开了关键的一步，拜上帝会很快在那里建立和发展起来。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冯云山当教师不久，就在书房挂起了“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的对联。这个对联在不同政治态度的人们当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响。史料记载，曾与冯云山往来密切的地主王作新和冯疏远了（《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冯云山在大冲教书的第一年，王作新和他时有来往，第二年见冯云山的对联含有造反口气，交往才逐渐疏远。”）；而更多的烧炭工人却和他接近了，并纷纷加入其拜上帝会。
冯云山在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建立拜上帝会组织的同时，建立了农民革命的领导核心。任何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宗教组织，初期多侧重宗教内容，至于政治内容只能是隐蔽的极少数人的萌念意识。恩格斯曾经指出：闵采尔还在两方面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民，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的预言，闵采尔就用这种语言对他们说话，起了显著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志同道合的人们，闵采尔能当面和他们畅谈他的最终目的，也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8页。）冯云山也是这样。他发展会众，公开申明的是信独一真神皇上帝，加入拜上帝会可以有衣有食，可以防止蛇虎伤人等，这些易为愚昧无知的山村农民接受的东西；而对于骨干和头目则是晓以革命的大义。例如，对杨秀清他就没有谈什么“蛇虎伤人”，而是对杨秀清说：“你以烧炭工人为业，实无出路，……不如大家共图大事，求得根本出路。”并说：“我们能结成患难兄弟，创立拜上帝会，发展会友，共图义举，就必有出头之日，千万贫苦人民亦可得救。”（《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59—60页。）完全把拜上帝会纳入了“共图义举”的政治内容。再是发展肖朝贵时，冯云山还亲自“到鹏益东王冲去谈……和杨、肖等人预先安排好，将来成大事，各人分担什么职位，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59—60页。）当发展了杨、肖，大约1846年冬天，又去贵县龙山发展了秦日纲入会，条件进一步成熟时，冯云山公开亮出了拜上帝会的宗旨，即“有饭同吃，有衣同结” 用一种朴素的平等思想来激发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的热情，使贫苦之家，纷纷加入拜上帝会。由于冯云山的努力，从1845年到1847年，拜上帝会得到迅速发展。韩山文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说，“此时真理由紫荆山传出，传播甚远，及于广西数县地方”。又说，“云山留在紫荆山一带，逾数年，热心传教，成绩极大。”紫荆山地区加入拜上帝会者几达全部人口的一半以上。有了这么多的会众，又有杨秀清、肖朝贵、秦日纲等骨干形成的领导核心，拜上帝会的组织进一步严密，战斗性进一步加强了。所以，在1848年初，武宣地主王作新逮捕了冯云山，洪秀全回了广东，地主团练武装乘机对拜上帝会展开了攻势，造成人心浮动时，杨秀清、肖朝贵便挺身而出，假托天父、天兄下凡，痛斥地主阶级对拜上帝会的破坏和会中不坚定分子的动摇，大大鼓舞了会众的士气，维持了拜上帝会的团结和发展，
1848年11月，冯云山被释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展韦昌辉入会，据《浔州府志》记载，韦昌辉因被乡中生员梁嘉告以僭越之罪，“日悻悻，欲寻仇，会冯云山自途逸回，诱使入会。遂与（石）达开（1847年入会）先后资助贼”。（《太平天国在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28页。）至此，领导核心已经形成。农民战争的组织已初具规模。从1849年开始，拜上帝会转入起义的积极准备阶段。
第二，用独尊真主皇上帝和排斥一切异教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冯云山在组织拜上帝会时，便公开说明只有拜皇上帝，才能“上天堂，除灾害。”而“其他教都是邪教，其他神都是邪神、妖魔”。这种新颖的理论，在广大贫苦农民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王拯在《复前教授唐先生书》中说，冯云山“以传徒习教，煽动浔之乡人。其说尊奉上帝，举世间一切神佛皆谓之妖，即儒家语传亦与道释之言同归诋斥。凡有受其教者，非惟不事神佛，即其家祖考亦自毁灭，诱惑之多，气焰稍炽，遂有焚邻村人家社坛、家祠等事。”（《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6卷第9页。）这里说的“气焰稍炽”就是焚人家社坛、家祠，这和在花县时打倒孔子牌位一样，必然在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影响。不过，在花县只是表明一种对皇上帝的真心信仰，其影响范围很小。而在紫荆山打击异教则涉及许多县的范围，并强调信独一真神皇上帝。冯云山一面用“有饭同吃，有衣同结”的口号，使广大贫苦农民看到从被压迫被剥削的苦海中解脱出来的希望；同时又要会众都遵守“天条”，用“天条”来约束会众，使他们的行动都统一在真神皇上帝的旗帜下。
按照拜上帝教的教义，凡是拜上帝会的信徒死后都可以上天堂。诚然，这是一种对生人的安慰。用这个死亡之后的幸福境界来作号召，对于比较讲究实际的农民来说，是缺乏号召力的。因此，冯云山又提出了一个“小天堂”的理想，即在推翻清王朝之后，拜上帝会的会众都可以到“小天堂”去享福。《洪大泉自述》中曾经说过，凡拜上帝的人，冯云山“总诱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生时就为坐小天堂，就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冯云山的“小天堂”使广大贫苦农民产生一种看得到摸得着的理想，它比天上的天堂更具有号召力。
当起义进入准备阶段时，冯云山还用“共食天禄”的办法，使“凡拜上帝者团聚一处，同食同穿。”在革命的酝酿阶段和进军阶段，这种平均主义的口号具有极大的鼓动作用。在贫苦农民的脑海里他们能从重重压迫下解脱出来，得到了平等地位，都是冯云山为他们设计的天父皇上帝的恩赐。加上杨、肖导出的天父、天兄下凡的奇剧和以“谋反”罪被逮捕的冯云山的安然回来，这些都使几千教徒，坚信天父皇上帝的代理人洪秀全、冯云山能够把他们引向胜利，从而更坚定了跟洪秀全革命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是冯云山信独一真神皇上帝排斥一切异教所收到的成果。
第三，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冯云山为了用宗教的形式、条文和制度使拜上帝会发展巩固起来便于起义，1847年，冯云山和洪秀全仿照《摩西十诫》制定了十款天条，其内容是：崇拜皇上帝；不拜邪神；不妄题皇上帝；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杀人害人，不奸邪淫乱；不偷窃抢劫；不讲谎话；不起贪心。这十条最关键的是第一条，即崇拜皇上帝，第二、三、四条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用宗教的形式把会众的思想统一起来，其他六条都是用表面上劝人为善的言词，掩护其政治目的的。所以当浔州府看了王作新之流送去的《十款天条》后，就判冯云山是“劝人为善”的，把他释放了。十款天条是在宗教外衣下隐藏着重要的政治内核的。冯云山和洪秀全就是用它作为会众共同尊奉的信条来约束会众的。
有些论者断言冯云山的拜上帝会开初不是农民起义的组织。这个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是，冯云山从创立拜上帝会制订天条书直到起义，这当中一系列重大举动都是围绕着起义的中心任务来进行的。1848年，冯云山被捕时王作新指控他的就是：“结盟聚会……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李滨《中兴别犯》第1页。）显然王作新把拜上帝会看成是反清组织的。再是冯云山在狱中还编了《太平天历》，对年、月、日和节气都作了重新安排和改革，把过去历书中“一切邪说歪例”，统统斥为“皆是妖魔诡计迷陷世人”，都从历书中“尽行删除”。这很明显是为了起义之后改历正朔用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冯云山出狱后，很快就回到花县找洪秀全。不巧，洪秀全这时却又回了紫荆山。洪得知冯云山已回花县后，又立即赶回花县与冯会见。从洪、冯两人急想见面的心情可以看出，二人有极重要的问题要商量。商量什么呢？据洪仁□回忆说“彼（指洪秀全）即在山野间常与云山及密友会见，每次系于先一日预约在某山头相会，在此秀全常与其众信徒及友人谈论广西拜上帝会事。”（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从现有材料看，冯、洪这些秘密活动的中心议题是策划起义，扶洪秀全为太平王。因为要把宗教活动，变成革命斗争，必须有一个有如天父皇上帝那样具有很大号召力的人间真主。为此，又有必要制造一些“符瑞”，来说明“君权神授”。于是冯云山和洪秀全编制了《太平天日》，把洪秀全的“异梦”赋予了上帝的意志，把天王说成是“受命于天”的。这样洪秀全就成了天派来的“真命天子”了。《太平天日》还编造了洪秀全在二十五岁时，天父皇上帝派无数天使下凡来接他升天，受到无数娇娥美女迎接，最后是天父皇上帝亲自封洪秀全为“太平天王大道君主全”。要他到人间去“斩邪留正”。从此，洪秀全便自称“真命天子”。这些“符瑞”在斗争中，特别是在同地主武装团练的斗争中极大地起了鼓舞士气和坚定信心的作用。经过洪、冯这次会面的安排和策划，起义就具体化了。所以，当洪秀全、冯云山在1849年七月回到紫荆山后，就立即命令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分别在桂平、贵县、平南等地“开炉铸铁”，积极做起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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