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31—1934年任北大地质学系教授。本文作者丁明远为其侄。
我国近代自然科学起步较晚，但地质科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已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与我国几位地质学先驱者的辛勤创业、呕心沥血、兴办教育、培养英才、奋发图强是分不开的。我的伯父——丁文江就是其中之一。
小镇神童 知县看中
伯父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侨镇。伯父在父辈七人中排行第二。从小聪明伶俐，备受祖父母宠爱，还在襁褓之中，祖母便教其读书认字。他五岁入私塾，尤喜读古诗词，读起书来朗朗上口，过目成诵。塾师惊其资性(智力)过人，试以联语属对，曰：“愿闻子志。”伯父脱口而出：“还读我书。”塾师击掌叫绝，又曰：“虎哮地生风。”伯父又对“鸠鸣天欲雨”。师遂叹其：“年才髫龄，志趣不凡，赞为神童!”
他九岁时，就好浏览《三国演义》等古今小说，还读了《纲鉴易知录》、《四史》、《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读通鉴论》、《明夷待访录》、《日知录》等经典著作。他最崇拜陆贽、韩愈和苏东坡、史可法等几人。到十一岁时，他竟然作出了《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这样洋洋数千言的文史论文。由于我祖母的谆谆教诲、塾师的殷勤指导以及他自己的博览自修，在十多岁时伯父就已打下了深厚的文字功底。
在伯父十四岁时，发生了影响他命运的一件事。当时初上任的泰兴县知县龙璋(字研仙，湖南攸县名士，谭嗣同的表兄弟)提倡新法，重视人才。听说少年丁文江有奇才远志，就叫我祖父带着二伯父到县衙，对他进行面试，出了一道考题叫《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伯父当场作文，论述中多所阐发，龙叹为“国器”，当即收他为弟子，并极力劝我祖父送伯父去日本留学。这在当时的泰兴简直是破天荒的事!不少守旧亲戚朋友都心存疑虑，从中梗阻。但龙璋以恩师的身份和父母官的力量来不断劝导，又托他的湖南同乡胡子靖带伯父去日本，终于使我祖父下了决心，借债也为他凑足了盘费，把伯父送上了出国求学之路。
东渡西泛 艰苦求知
1902年秋，伯父随胡子靖乘船去日本，住在东京神四区平民住房里。伯父一面学日语，一面活跃地参加中国留学生“谈革命，写文章”的活动，曾任江苏留日学生的杂志《江苏》第三任总编辑。他写的文章很流畅，慷慨激昂，富于革命情调，很受我国在日留学生的欢迎。
一年后，伯父的同学庄文亚常接到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留学的朋友吴稚晖(敬恒)寄来的信，说那里是一个生活消费便宜、科学发达的地方。因此庄文亚找到伯父及另一友人李祖鸿商定同去英国留学。
他们三人身上一共就只剩十几个金镑，却开始了万里求学的冒险旅程。乘的是德国船去英国，但听说到伦敦下船后，再乘火车去爱丁堡还需很多钱时，才开始着急起来。
可能是天无绝人之路，当船靠新加坡槟榔岛时，他们听说维新派政治家康有为正流亡在此，就上岸去拜访。康知道这三位青年的事情及来意后，对伯父几人极为关怀，先送给他们十个金镑，然后又具函一封，叫伯父他们到伦敦后去找他的女婿罗昌。后来，罗昌在伦敦见信后，又资助他们二十个金镑，伯父他们才摆脱了窘境。接着他们去爱丁堡找到吴稚晖，得知吴已为他们安排好住所，才松了一口气。
伯父初到爱丁堡，无意中幸运地遇见一位叫斯密勒的医生。这无疑是伯父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斯曾在陕西传过教，知道伯父是从中国来的穷学生，就劝伯父去他的故乡——英国东部一个叫斯帕尔丁的小镇读中学。伯父邀朋友李祖鸿一起去了斯帕尔丁，发觉那里的生活费和学费确实便宜，于是便留了下来。斯密勒是本地乡绅，为人很好且热情，常常关心伯父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他对伯父很照顾，他的亲友也都待伯父如同家人。伯父每逢节假日，便常去各家串门，与他们一道喝茶、聊天、吃饭……就这样，伯父不但巩固了英语会话能力，交了许多朋友，也全面了解了英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生活。
伯父一年跳三级，两年就学完了英国中学的课程，还获得几枚紫铜奖章。他有个同学叫斯金诺(后来也成了文学博士)，多年来蝉联全班第一，伯父跳级到他这班后，却夺走了他的魁。他不服气，到教员桌上偷看伯父的试卷。看了以后，才彻彻底底地服了。不但无话可说，反而和伯父成为了特别要好的朋友，对伯父极为钦佩。
伯父读完中学课程后，于190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英国剑桥大学，但由于剑桥大学学费昂贵而转读格拉斯哥大学。经过伯父不懈的努力和刻苦的学习，1911年，伯父取得了格斯拉哥大学的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文凭。
异国学成 徒步考察
1911年4月，伯父满载留学的收获，登上了返国的路程。他和一般留学生不同，不是从欧洲搭船直航上海，而是在越南海防登岸，经老街而入云南的河口，踏上了祖国大地。他在昆明住了半个月，作了一些准备，就开始了返国的第一次徒步为主的大旅行。他从昆明向东经沾益入贵州，经贵阳、贵定而到镇远，然后乘船入湖南，经黔阳、常德到长沙，再经汉口、南京而于8月初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这次旅行历时两个多月，行程约万里。饱览了祖国壮阔的山河，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兄弟民族的奇装异服、特殊习俗也引起他的浓厚兴趣。他在云南平彝地区起就用指南针步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他发现，清康熙年间的地图一直被沿用至今，那上面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错误了两百多年，如今才被他纠正过来。这次旅行为他在以后的两次西南考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兴办教育 培养人才
1913年，当时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是位很有远见卓识的人士，深知地质事业对国计民生之重要，聘伯父去北京担任司属的地质科科长，并把回国的地质学家辜鸿钊和翁文灏都请了进来，共商筹办地质调查所，首议是如何培养地质人才。
在章、丁、翁三位的通力合作下，他们办起了工商部地质研究班(后改称地质研究所)。由章任所长，伯父和翁文灏都在那里任教，伯父主讲古生物学课。他是开这门课的第一个中国人，常率学生外出实习，他不辞劳苦，以身作则，“登山必到顶峰，移动必须步行”，使学生理论知识及实际操作能力都受到了全面培训。
该所只办了一期，招生三十名，毕业二十二人大都进入地质研究调查所，不少人都是中国地质事业早期的骨干和后来的权威巨子，例如叶良辅、谢家荣、李学清、徐渊摩、徐书曼、芦祖荫、朱庭枯、刘季辰、王竹泉、李捷、周赞衡、谭锡畴等。
1931年秋，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之聘，伯父任北大地质学系研究教授，讲授《地质学通论》等课程。“在此课程中，被充分使用中国地质实例，借以解释各种侵蚀、沉蚀、沉积、火山、地震诸现象。先生并亲自率领学生作野外旅行，所有地质问题，均就地商讨。”当时北大地质系在四月放春假期间与七月放暑假期间，一般都安排有为时几天或个把月的野外地质实习工作。他对于野外实地工作非常重视，要求严格，亲自参加指导，生活上也和学生一起，他为自己准备的野外工作午餐，也只是一两张烙饼卷些炒鸡蛋来吃，而从不携带面包、奶油及罐头之类的高级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