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名师教一个，像今天的独生子似的，千顷地，一棵苗。”在这种环境下，马季有乐也有苦。处理不好关系的时候也有。“你跟刘先生时间多了，侯先生吃醋儿。同时有那么多大师当老师是好事，但也挺难的。大家都管，大家就都不管了。”因此就明确侯宝林先生为他的责任老师。
马季说，那时，我写了一个相声叫《南美碰壁记》，国际题材的。这个段子写出来之后，我当然得征求老师的意见，我就送到侯先生那儿。后来外面有的杂志要发表它，我就说，侯先生咱们爷俩发表吧，就写侯宝林、马季创作，发表了。刘先生看到了马上就过来，“爷们儿，来，下一个创作，该咱爷俩儿合作了吧？”我说好，我都想到了，你甭嘱咐我。等下一个创作是《新穆桂英挂帅》，写完了之后，赶紧送到刘先生那儿，刘老师，这个段子咱爷俩儿合作？这方面的关系要是处理得不恰当，这矛盾就来了。有一次我上侯先生办公室说，侯老师您给我再出出主意，您看我下一步定的这个学习计划怎么样？侯老师说，找你师傅去，那就是让我找刘宝瑞去。我听着有点吃醋的意思。我说侯老师您别这么说，您也是我老师，刘老师也是我老师。
还有一次我们演出，我演的是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了，我演这个节目时，用相声经常用的味说话：“报告总统先生，他们的人造卫星已经绕地球十几圈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飞个痰桶还绕三个多圈呢。”可我没有想到，刘先生在后头演一个也是国际题材的，叫《非洲独立进行曲》，也是这味的话。我刚演完，刘先生在后台就急了：谁教的，有这样的戏德吗？学艺先学做人。你师傅就让你这样？他就嫌我把这味先给他亮了。可我当时真是没有意识到。所以作为学生来讲，我在这里面很难处。
马季和侯宝林矛盾起源
“文革”开始后，师傅侯宝林被扣上“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徒弟马季也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时马季只能在北京扫厕所，刷标语牌。“当时的造反派我觉得很坏，他们来回挑拨离间，造成我们师徒之间很多误会”。马季说。
当时，造反派将马季、唐杰忠和赵连甲打成“反党小集团”。赵连甲是坏分子，唐杰忠是军师，马季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一次，大会批斗反动权威侯宝林，批斗会上说，侯宝林创作的《寸步难行》替蒋介石张目。侯宝林，你交代！侯先生低着头来到麦克风前说，那个节目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然后是马季上台，一通批，一通斗，最严重的词就是“替蒋介石叫喊”。批了一通之后，让马季滚蛋下去。大会继续批斗侯宝林，造反派说，侯宝林的第二个反动作品是《西方音乐》，用自然主义手法在这里宣扬资产阶级糜烂的艺术，侯宝林，交代！侯宝林说，那节目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如是反反复复，总共四次，都是马季写的。
师徒二人回避“打人事件”
十年动乱结束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慢慢变得正常。1984年，马季等人应邀去香港演出，侯宝林是那次演出的艺术顾问，在之前的审查演出中，马季表演的作品大受欢迎。马季回忆道：“当时侯先生说：‘马季，你过来，到香港之后，我的段子你都可以演。’说这话是第一次给我开绿灯，对我满意了。我说，侯先生，您放心吧。”侯宝林的这几句话，马季至今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