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电影的最大惊喜是由贾樟柯带来的，他的《三峡好人》和纪录片《东》。与那些双脚离地、飞来飞去的大片不一样，贾樟柯电影中的人物始终坚持双脚踩在地面上行走。这一次，他们的行走不再迷茫、没有方向，而是从未有过的坚定和勇敢，因为巨变已然完成，现实必须面对。他以他的诚恳准确地贴近了中国当下现实的世道与人心。
对贾樟柯自己来说，这一年则是悲喜交集的一年。10年的努力，5部故事片，终于摘取了威尼斯金狮奖，这一荣誉来得不算早，也不算晚。他的悲痛来自于父亲的过世。4月底，跟他联系采访的时候，他在手机里说，他正在火车站，要赶往汾阳看望重病的父亲。5月中旬在北京见到贾樟柯，平静而悲伤，烟瘾一向不轻的他已经戒了烟，为了父亲。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他热泪盈眶的场景让人难忘；在《三峡好人》北大首映式上，谈到当煤矿工的表弟韩三明时，他哽咽不能成语。
9月底，贾樟柯携带纪录片《东》到山西碛口古镇举办首映式，他自己一个个地打电话邀请记者参加。在碛口的两天里，贾樟柯接受了无数采访，无论是问了多少遍的问题，多么愚蠢的问题，不怀好意的问题，他都认真地倾听，诚恳而耐心地作答，没有防备，没有虚饰。他的内心是开放的。
接下来的日子，贾樟柯实在是太忙了，为了《三峡好人》在各地的上映宣传，他一会儿在香港，一会儿又到了上海，刚刚现身北京，紧接着又赶往汾阳。在这样马不停蹄的忙碌中，10月下旬，他病倒了。
他身上有一种令人惊异的通感能力，对每一个他人，即使对所谓的“愚民”——新的说法是普罗大众——他都是无限地理解，深厚地同情，还每个人物以平等、尊严和丰富的内心，并且，他甘心从片子中退出来，让我们忘掉他，以为拥有这种品质的是我们自己。这样的立场与情怀，加上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是这个人值得我们信任的理由。
但是艺术有什么用？艺术能改变我们身处的现实吗?贾樟柯对此的回答是，艺术是很独立的一种力量，它可以尽量平衡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它能让曾经非常反叛而孤立的声音逐渐变成公共的意识。电影参与了这个过程，“1997年我刚刚拍电影的时候，那时候哪有一种声音说弱势群体、说我们所看到的，到今天这种东西已经变成了共识，这是电影人的能力和价值”。
《东》和《三峡好人》两部电影是同胎双生，它们共同的“子宫”是三峡，在某种意义上，三峡已成为中国当下现实最直接的隐喻。
当贾樟柯到达三峡后，他对三峡现实的把握是如此精准，“跟改革开放一样，三峡的变化基本已经结束了，所有的资源的分配、人群的分割、利益的调整，结构上的转变都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面对现实。到三峡之后，我就告诉自己，你要拍的是一个刚刚经过巨变的中国”。
接着他以公正而感人的镜头记录下了这些经历并承受着巨变的人们的面孔，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拆迁和淹没，突然的死亡，种种不公正，生活的诸般无常，以及他们的欢乐和悲痛，他们的决断与行动。一方面直切世道，一方面直指人心，世道中的人心，与人心中的世道，二者在电影里融合无间。
“每个人的经验都是有局限的”，贾樟柯说，因此他坚持每两三年拍一部纪录片，以此去了解别人的生活，扩充自己的生命经验。纪录片《东》跟随刘小东的作画过程。一开始刘小东身穿黑色连帽衫出现在画面中间，他背对观众，后面是一片巫山云雾，黄中泛灰的江水缓缓奔流。刘小东走过一片乱石残砖的废墟，几度站立不稳。徒留四壁的房屋，一群工人在做着最后的拆除工作，他们只穿着短裤衩，汗水中的肌肉结实有力。
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不知道他们的具体生活如何，一片废墟之中，只有这肉体展示着最基本的力量，它们被画家挪到了画布上，有直直地立着的肌肉鼓胀的小伙子，有以不同姿势打牌的群像，还有郁闷地半蹲着的中年人，画家停下来后那身体便逸出了画面，走到墙边神情忧郁地注视着不远处的不息江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