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述
解决导致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深层次问题，应警惕被“市场万能论”和“市场神化说”导入误区。否则，整顿和规范只能是事倍功半。
“市场万能论”，其渊源是出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学说，即断定千百万人在市场上自愿行动，结果通过价格体系的调理作用便能使社会经济得到最好的配合。后来，由西方福利经济学进一步加以明确表达：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判断通常应采用“帕累托准则”或“帕累托最优状态”，即是经济中的资源和产量(投入产出)的分配已达到这样状况：除了牺牲经济中的别的单位之外，不可能重新分配资源，以便某个人(或生产过程)能得到更大满足(或更大产出量)。然而，在当今世界各国，无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学说，还是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已成为不现实的假说了。
“市场神化说”在20世纪70—80年代英、美等国鼓吹得最为神奇，并在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和美国里根执政的期间大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其结果却使占美、英人口20％的下层人民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其中许多人被搞得倾家荡产，一贫如洗，而无家可归者竟占成人的5％。①可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们却认为：被说成“市场失灵”的许多情况都可能并正由市场力量加以矫正。布坎南断言：“市场失灵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查尔斯·沃尔夫也说道：“公共政策干预的主要理由在于市场结果的经常的、无数的缺点。然而，对于政策制定或政府干预来说，这种理由还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②
但不管怎样，当前西方许多经济学者均认为：“市场制度不管多么具有创造力，却不能自我调节”；“市场常常惩罚无辜的局外人，但却奖赏不从事生产的投机者。市场往往排斥社会价值。”③由是可见，不是任何价值都是从自由竞争市场上得到的；传统的经济逻辑对于人与生态的若干方面是置之不理的；所谓的经济理性并不能指挥个人与集体生活的所有领域。要知道，自由市场的存在是使投资者赚钱并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国家需要或社会福利需要。例如，不顾环境污染，企业只追求最大利润的实现，结果社会受害，经济难持续增长，失业增加，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无法改善。
总而言之，目前西方经济学界形成定论的是，任何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如下基本弱点：失业威胁；导致投资失误的不确定性；过度的收入差距；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贪得无厌的精神刺激；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有些经济学者进一步认为，市场不是单纯经济的组织制度，它还是文化的组织制度、政治的组织制度。④
第一，市场是文化的组织制度。如人类学者长期强调的，我们如何调节我们的交换和协调我们的不同经济活动，这影响着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市场可以被视为培养特定类型个人发展和惩罚其他各类人的社会环境。当交换的各方参与者是通过交换过程由他们自己组成的，则可以说，交换是有设立权的，而各方参与者是内生的。有设立权的交换得到文化的影响。但新古典派教科书上市场所进行的是局限于配置资源和分配收入，因为交换的各方参与者(他们的文化、偏好、价值观)在教科书上都是由外因决定的，而不受交换过程本身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