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据说您是香港新闻界第一个受到邓小平接见的。
金庸：我1981年就见过邓小平，我特别敬佩他。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谈到香港回归的问题。特别敬佩邓小平。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时70多岁，我50多岁。当时两人对着抽烟，各自谈了一些政见。邓小平说看我的小说，不过只在临睡的时候看几页，不敢多看。（笑）
记者：您当初为何会接受参与《基本法》起草的任命？
金庸：我本身就是学法律的，从1985年接受委任参与起草到完成，一共花了5年时间。我是香港小组的组长，内地的组长是肖蔚云。
记者：从回归以后的实践看，当初《基本法》起草的水平如何？
金庸：我们自己认为，《基本法》起草得还是很好的。当然，在回归以来，对《基本法》的一些条款有争议。
比如政治体制上的，有人提出要普选，我认为应该根据情况，循序渐进。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不能马上搞普选。人民的素质提高了，才会理性化投票。对政治体制近几年有争议，有些人认为我们保守，还有人提出2007年应该马上进行普选，修改《基本法》。
但我们应该看到，《基本法》研究了很久才制定下来，不是随便就能改的。如果我们香港《基本法》马上就修改，那么可能会动摇和平统一台湾的信心。
记者：回归以来，对《基本法》，特区政府曾经两次要求全国人大进行释法。
金庸：人大有规定，如果意见不同的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决定机关。比如1999年的“居港权”事件，香港人和内地人在内地生的孩子能不能成为香港居民？《基本法》没有讲清楚，需要全国人大释法，这就需要两边机关的协调。
记者：当初在立法的时候，有没有预设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金庸：我们设计，立法会的法案出来之后需要行政长官通过，如果两次没有通过，就需要选举新的立法会，但如果新的立法会提出的法案还是没有通过，市民就会对行政长官提出异议，这时候就需要选举新的行政长官。不过，回归以来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过。（笑）
关于晚年：10月份继续攻读博士
记者之所以能在香港看到金庸，是因为他刚刚完成在英国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业而回港休假。金庸的夫人曾说过，他读书相当用功，每天像学生一样肩上斜背着书包，装满当天上课要用的书和资料。在上学路上，遇到有“金迷”请求签名合影，每每都婉言谢绝，“现在不方便，等我上完课。”而免试让他入学的女校长理查德则说：“有句话不怕被他知道，我认为他真的很老！”
记者：您目前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学习结束了么？
金庸：我读的硕士已经毕业了，今年10月份到剑桥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还要读两年。
记者：您的校园生活很有趣吧？
金庸：（笑）我是住在学校的，全封闭学习，不能请假离开的。学校给我们每个学生都配了一个导师，有学习方面的，有生活方面的。如果平时出行，要跟生活导师请假。我的同学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还有十八九岁的。我特别喜欢校园的感觉。
记者：博士准备攻读什么方向？
金庸：还是读唐史，具体方向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本来想研究匈奴和匈牙利的关系，因为我认为匈牙利国是匈奴人建的，结果被教授否决了。后来我又想研究云南大理国的历史，老师却说已经有个法国人和德国人研究得很好，所以又被否决了。要找一个课题真的很难，我最后找到唐朝的一段历史，打算对“玄武门之变”进行新研究，因为我提出其实李世民的兵力不强，不可能发动兵变杀死兄弟和姑姑，老师说你这个有新意，终于通过了。
记者：没想到老师会这么严格吧？
金庸：要找一个好老师很难的，老师学问很好，这样我才能真正学到学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