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刚结束对自己作品的一轮大修改。采访结束时他端详着那个大书柜，眯着眼睛，让我们各自在他最新修改的版本中挑一套。看见最先被挑走的是《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他又是眯眯一笑，然后工整地在每一套的扉页上分别写下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我们在一代代的侠客梦中逐渐变得成熟，金大侠却在幸福地变老；他早就不再写了，这几年来屡被改编的影视作品却越发地俗不可耐。不过我依然相信，那些源于字里行间的梦与感动，是永远都不会被忘怀的。

　　记者手记：人物传奇

　　在江湖中寄托政治情怀

　　要写金庸的传奇，总有一种毋庸赘言的感觉。所以在这里，我们只书写一代武侠泰斗的政治情怀。事实上，金庸一生中最大的两笔财富——一为武侠，一为报纸，俱是他抒发政治情怀的阵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将金庸定位为“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下午写小说 晚上写社评

　　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17岁时，年轻的查良镛就开始初现他的“政治”才能——他写了一篇题为《爱丽丝漫游记》的文章贴在学校墙报，影射学校的训导主任。

　　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当时在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但却因为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装腔作势，结果被校方勒令退学。

　　19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情怀——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毅然抛妻离职北上外交部求职，但因为出身问题，他最终放弃了当外交官的念头。

　　重回《大公报》后，他不久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其时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报》任职，两名好友相约在报纸上开始了自己的武侠小说连载。1955年，金庸初试身手的《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上个世纪50年代，他与梁羽生和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三剑客”。从此，他的武侠写作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写到1972年。

　　随后金庸拿着8万元港币创立《明报》。这份报纸的机遇是1962年5月，10万内地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明报》详尽评论“逃亡潮”，结果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通常是下午写小说，晚上写社评。实际上，小说中的武侠江湖是其政治情怀的寄寓，而社评则是政治情怀的理性阐发阵地。

　　1967年夏季，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动”发生，金庸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有人扬言要火烧《明报》，金庸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立场。

　　起草《基本法》问心无愧

　　1981年，他作为香港新闻界的第一人受了邓小平的接见，这次对内地的访问让他感触良多。1985年，金庸成为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会委员。1990年2月27日，《基本法》通过，金庸说：“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1991年，金庸宣布从明报退休。可是打算“淡出”的他却忍不住在1992年再出山，只因为该年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引发中英新一轮政治风波，他忍不住又“重出江湖”笔战彭定康。

　　晚年的金庸逐渐退隐，却积极访问台湾和内地，那双充满政治情怀的眼睛，始终闪亮。有人说，抓住了金庸的政治情怀，也就抓住了他一生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