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允许不那么理性地为香港“文化沙漠”的污名寻找一个反例，温文尔雅的陈冠中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6月16日，在作家查建英发起的“城市未来”研讨会上，社会活动家华新民听不太清的讲话，总喜欢侧身问问旁边的陈冠中，这个香港男人总是极其绅士地把他听到的轻轻转述一番。
 
　　陈冠中对香港文化生态的熟悉使他被赋予了一个代言人的角色。中央电视台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报道组由港返京，还要采访“陈老师”：“能不能说一点拔高的？”

　　声名是一点一点累积的。

　　1973年从香港大学毕业后，陈冠中去了波士顿传播学院“多念一年书”。当时美国的反文化杂志《乡村之声》和香港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学生周报》对他后来创办《号外》产生了不小影响，因为它们“以一代人作为标准，代表了某一类人的兴趣”，而《号外》正是一本分众的杂志。

　　回香港后，在英文报纸《星》的9个月完成了陈冠中最初的新闻职业训练，“除了体育，别的门类都做过。”1976年9月，陈冠中利用自己攒的3万元港币和一位朋友联合创办了《号外》，“我想我可以做给同龄的大学毕业生看。”1万份创刊号只订出了两三千份，卖出了三四百份，其余的只好和同事推着小车送往废品站。

　　从第5期开始，《号外》由报纸改为杂志，“头5年还在亏，总是有人救我，收到了很多精彩文章就舍不得停刊就再办一期。最惨的是说不出定位给广告商。”1983年，“雅痞”一词在美国诞生，美国的广告商在香港找对应的“雅痞媒体”找到了《号外》，因为它较早地在香港介绍欧洲新浪潮电影、前卫服装和音乐等，“有点像内地《新周刊》的早期”。许鞍华、刘德华、梁朝伟、张国荣等都是在刚刚出道时就被《号外》大胆选为封面人物。《号外》第10期刊发了陈冠中亲自撰写的封面主打文章《香港的同性恋圈子》，“罗文整天想上我们的封面”，后来还增加了“少数权利”的栏目。

　　“把你当文化杂志就完了”，在1981年自费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的陈冠中意识到“不谈时装是不行的”，所以《号外》虽然吸纳不了数额更大的化妆品广告，但它却成为进入香港的国际时装品牌投放广告的首选媒体。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从不邀请香港记者的法国成衣展破例给了《号外》唯一一张采访证。

　　在《号外》逐渐走向鼎盛的同时，陈冠中看到了享誉内地知识界的《读书》，“怎么内地有这么伟大的杂志？

　　1992年，陈冠中慕名前来和三联书店的沈昌文、董秀玉洽谈合作。合作还算顺畅，“尤其是董秀玉去过香港”。合作之一是从1994年到1997年，为《读书》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了30期繁体字版，另外还“替他们找了点钱启动《三联生活周刊》创刊”。陈冠中认同《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写给隔一行的知识分子看”的办刊理念，但他“从来没有给《读书》写过文章”。虽然介入《读书》的海外发行在1997年告一段落，但陈冠中由此被沈昌文“放在他吃饭的名单里”。今天的《读书》他仍每期必读，“有时我也看点难看的文章。”

　　2000年，陈冠中来北京定居，他不想再做行业的东西。从1997年开始，陈冠中“开始好好写东西，重新写了十年”，著述有《什么都没有发生》、《佛教的见地与修道》（合译）、《半唐番城市笔记》、《香港未完成的实验》、《波希米亚中国》（合著）、《香港三部曲》、《我这一代香港人》、《移动的边界》。其中，《香港三部曲》被《亚洲周刊》选为2004年十大中文好书之一，《我这一代香港人》获2006年“牛棚书奖”并当寻香港电台十大好书奖20周年”从票选十大好书之一。

　　年轻时读过的那些从内地南下香港的前辈知识精英的长篇文章，依然让陈冠中难忘。现在给《万象》杂志撰稿较多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能容纳他的长篇文章。这些文章即将结集成《城市九章》。

　　陈冠中对曾经驻留的那些城市有着自己的理解。“香港是被外人选择性阅读的城市；台北是非常难理解的，经常被误读”。这一次他准备定下来了，“北京可以再住20年没问题.

　　陈冠中，香港知名文化人，1976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任《读书》杂志海外发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