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过粮食局长，我知道中国农民太苦，真的。咱们城里人怎么苦也苦不过农民，比农民要好。现在农民种田就是喂嘴巴，有点儿粮食吃，你说能有多少钱。我别的帮不了农民，要教农民种田我帮不了，那只能靠市场，但起码我们应该对农民少取或不取，农业税取消了，农民肯定叫共产党万岁，起码也是个德政。”金人庆说这话是有背景的，原来他曾在基层粮食局工作过近10年。
1962年9月，考进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金人庆在兴奋地面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的同时，“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18岁的他肯定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会经历“四清”运动、目睹“文化大革命”，而且最终他能参与推动中国改革。
当时中财院60级为干训生，1961年因自然灾害停招，62级实际上是中财招收的第一届大学本科生，也是建国以来最难考的一届。王佩真教授回忆，当时的学生生活非常清苦，70%的同学靠国家每月12元左右的助学金生活，校园里清一色的补丁衣服，宿舍里没有开水瓶，只能用大铁壶打开水，常常喝凉开水。金人庆是班上的学习委员。
临近做毕业论文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很快就停了课，只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文革”直接影响到金人庆所在的62级毕业学生的分配，毕业方案历经波折。随着工宣队、军宣队的进驻，反反复复七八次的分配方案最终在“砸烂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方针指引下，彻底转为“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
1966年全国进入无序状态后，本应早就离开学校的金人庆和他的部分同学却不得不继续待在学校里。直到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求，给本应在1966年7月参加工作的同学们发见习工资，金人庆才在学校领到了自己的第一笔工资。
1968年10月，金人庆终于可以工作了。他拿着报到通知单来到云南永胜县粮食局。此后的近10年时间，金人庆养过猪、扛过粮包、当过粮店会计。
“文革”结束后，政府工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让知识分子归队”等系列措施下，金人庆的人生获得转机，经过县粮食局副局长、县财贸办副主任、财贸办党委副书记，到1980年至1983年间，从县委常委逐步升迁为县长，之后调任云南省丽江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再后出任云南省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直至今天的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作为从最基层成长起来的省部高官，金人庆深知老百姓的生活之不易，为此他深怀执政为民之情。
2004年3月23日下午，国务院召开省长会议，温家宝总理要求在一个星期内将中央关于“两减三补贴”的支农政策落实到各地。财政部当晚就开会，签合同，很快就把该拨的钱预拨下去，并对各级财政部门迅即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还派督察组督察。这种雷厉风行的办事速度和一抓到底的形式是为什么？金人庆饱含深情地说：“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事关宏观调控成效，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时春播在即，政策资金能否及时落实到位，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关系到来年老百姓嘴里的口粮。‘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能不争分夺秒、一抓到底吗？落实起来就是要快、快、再快一些！”
为了有效防止资金被截留、挤占、挪用，确保补贴资金能如数、尽早进入农民的腰包，真正让广大农民得到实惠，财政部采取了直补的方式发放资金。“一竿子插到底，减少了中间环节，花钱不多，效果不错。”金人庆十分激动地说：“平常收到老百姓表示支持和拥护减免农业税和粮食直补政策的信件比较多。中国老百姓是非常朴实的，只要真心实意地为他们分忧解难，他们就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