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妨碍电视新闻改革
问：现在还不是电视新闻最好的时候？
白：远远不是。从2000年的时候就进入到了娱乐时代，和娱乐时代相对应的是电视新闻改革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了，我认为是被娱乐时代屏蔽了。我隐隐觉得，我们应该进入第二次电视新闻改革的时代，应该有一次更快的提速。
问：什么是第二次电视新闻改革？
白：真正电视新闻的到来，肯定是更关注新闻本身，更客观更理性，而不是只展现态度，好的新闻就是新闻本身。我们现在报道大量不是新闻的新闻，也有大量的新闻没有报道，都有问题。新闻就应该督促出台合理的决策，同时监督一切决策的运行，就这两个。
问：是什么在阻碍这个时代的到来？
白：现在我们非理性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兄弟媒体在干一些非常荒唐的事情，但是大家都在混这碗饭吃，心照不宣。如果我们媒体有很好的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媒体和媒体之间可以互相监督，还有人敢胡来吗？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监督。
问：你作为媒体人，觉得媒体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白：我觉得现在媒体最大的压力都不是责任实施的问题，更谈不上是政治压力，而是生存压力，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体为生存压力走到物质第一的地步，都已经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了，钱是第一位的。
问：你说的是收视率的问题？
白：我从来不谈收视率的不好，因为在我看来，收视率是比人治进步的评价标准。可很多东西不一定要强调收视率，比如央视十套做得非常好，可是如果也逼着它一些科学节目都要搞怪的话，就错了。(我们国家媒体目前的阶段)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但只要它信奉着媒体的价值观，它就会往前走。
问：你做的节目也面临着收视率的压力？
白：还好，我一直没有遭遇过于糟糕的收视率，但是我不去追求最红火的收视率，我觉得真正起到作用的东西，恐怕比收视率高好。
问：央视有些节目可能面临这种压力，比如《新闻调查》播出时间就不断调整，听说收视率也在下降？
白：它面临压力，但是生存不会有问题，你能想象《新闻调查》或者《中国周刊》这样的栏目在电视节目中消失吗？如果这样的话，我应该不干这个行当了，已经没有什么可干了。
现在比过去更尖锐有力
问：你在很多场合都说自己是主流中的另类，这个另类是什么意思？
白：我们做《东方时空》的时候都是各种纪录片的爱好者，我们当时是体制外的，是非主流的，但是做着做着，我们发现主流开始欢迎这些东西。但是你别做出主流以后就守着主流，彻底变成既得利益者。
问：我们看到对你的评价有一些分化，很多人觉得你还是一个电视体制的改革者，但也有人说你正在成为某种现有体制的维护者。
白：十年前我似乎显得更尖锐，但那时候只是解气，我觉得现在我比过去更有效、更有力，骨子里其实也更尖锐。我就不知道做新闻还有谁比我更尖锐。
我非常警惕，如何始终不把自己放在既得利益者的层面上考虑问题。作为一个主持人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全得到了，比如说名誉，物质上肯定也不缺钱，在业内也不缺乏肯定，但是这时候你会不会成为温水中的鱼，已经失去活力了？这是我非常警惕的。
问：想没想过离开央视？
白：当钱不是最诱惑我的东西的时候，我还真没有跳槽的理由。国外有两家大的公司曾经对我做过调查，关于跳槽的，我就很坦率：“请问要在中国做新闻，除了中央电视台，还能去哪？”有人说你可以去凤凰，没有，凤凰的落地率和中央电视台不能比。
我和央视是相互的，它给了我一个平台，我选择它，坚守它，这样我才有机会、有可能发出我自己的声音。我当然不满足我现在的状况，但我会去争取这样的发言机会。
问：但凤凰可能意味着更大的体制上的自由。
白：任何改革的推进都需要人，我很开心凤凰台的兄弟姐妹们快速往前走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和促进，但中央台也需要很多内部人士往前走。在我看来，中央电视台前进一步，作用不可估量，我们参与到这个进程，是一种坚持，守土有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