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很多人让他非常喜欢。比如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说起父亲去世时他没能在身边，“潸然泪下，哭得像个孩子”。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孩子上学时他正在市里主管教育，想去的那所学校要提俩条件，他说答应不了，结果孩子没进去。还有中国工程院院长、前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因为上海百姓配合苏州河改造，在市人代会上向代表们鞠了三个躬。

　　抢救中国大使

　　现在，崔永元又悄悄开始了名为《中国大使》的新计划。他打算采访86位新中国前任驻外大使，以及当时的翻译、司机、秘书，可能有数百人。

　　已经采访的两位，一个是符浩，新中国第一任驻日大使，参与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过程；一个是凌青，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们即将采访的另一位大使，已经九十多岁。老人身体不好，一天最多采访两小时，他们就日复一日地去。两位外交官的采访眼下已经做了25小时，提供了几百张照片、几十万字的文字资料。

　　“《中国大使》是外交史需要的，这些口述资料要完整地收集进去。不是说有档案文本、历史记载就够了，所有的人都希望面对面地交流和采访，”他说，“再过多少年，学者要研究电影或外交的时候，希望跟当事人聊，人已经没有了。我给他保存住了这个机会。把这个档案往这儿一放，就是你和他的交流，就相当于你可以听到第一手的资料。”

　　傅光明的《口述历史之下的老舍之死》里写了三个人，都说是自己把老舍的遗体从太平湖里捞上来的。三个人说的服装不一样，姿势不一样，遗体旁漂浮的东西也不一样。崔永元特别喜欢傅光明的一段话：“谁在撒谎？我宁愿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是诚实的。”

　　崔永元说：“口述历史，是个体的历史，它可能不是现实，也不是正史。但是我觉得大历史，真正的历史，就是这些个体的感受和细节。”至于主持人的职业，他打算在三四年内慢慢退出来。他希望把所有时间都拿来抢救各个艺术领域的口述历史，像《电影传奇》、《中国大使》那样，分门别类地做类似的口述史收集，比如戏曲、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