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你又说想做一个正常人，那是说觉得之前的泼皮状态不正常么？
F：这是一个上下文关系。我不是开了餐厅么，很多记者采访的时候都会问，说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不应该去理会世俗生活，不应该做生意。我觉得，艺术家有不同类型。在达•芬奇的时代，艺术家就是要有一间温暖干净的画室，地上铺着厚厚的蓬松的羊毛地毯，艺术家穿着干净的拖鞋和绅士一样的服装坐在那里画画。但那是达•芬奇，有多种才能，完全可以不画画，但画画对他来说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他愿意画画。到了梵•高的时候，画画成了动物性的人，野狗或疯狗一样，所有他周围的人都不喜欢他。
我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对于自己的认识应该是非常丰富的。对于我来讲，生活的方方面面，开餐厅，处理一些餐厅事务，或者偶尔算算账，跟公安、社会上的一些人去打交道，我觉得都是构成了对生命的一种滋养，只有通过 .种滋养，你的创造力，或者说你的作品才会源源不断地吸收。
B：那当初开餐厅就是抱着一种丰富生命体验的目的去的么？
F：这是一种综合的考量，最可怕的就是一个艺术家长期一个人在工作室里，慢慢地跟外界失去关系。
B：你经历过这种与外界隔绝的时候么？
F：我看到过很多。你知道一个人在工作室里，很容易得一种病叫妄想狂。因为什么都是由你来决定的，特别是艺术家的工作，它不像戏剧导演、音乐家一样需要去跟人协调，必须考虑到别人的存在，考虑到别人的想法，然后才能完成一件作品。一个画家差不多只是靠自己，所以必须得警惕，因为你不知不觉就脱离群体，就变成一个疯子了。这样的画家有可能是成功的，但我自己不愿意这样，我希望成为一个正常的人。
B：你已经成功了，当然可以这么说。
F：你是从成功的角度说的，我说的是自我的一种状态。如果你是非常难受的一种成功，这样你就要算账了，这种难受你能不能接受得了，如果接受不了，那你宁可不要这种成功。另外一种最合算的计算方法就是，你能够保持自己最舒服的一种生活状态，然后你又获得了成功，这是可以接受的。
“方老师，他们说你是流氓”
B：那做一个正常人，是否也意味着向“泼皮艺术”告别？
F：当初老栗提出这个泼皮无聊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概念，是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里面去分析，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里面，有什么样的一种文人态度，这样一代代梳理下来的。而在通常人的理解里，这是一个生活概念，人们不会想得太复杂，他们会把你想成生活里面的一个所谓泼皮无聊的人。这已经根本不是一码事了。
第二，一个艺术家在做作品的时候，他是从生命本来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一个命题创作，他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这种状况的描述，可能栗的描述最站得住脚，最被大家接受。
从第一点来看，我们艺术家是受益者。从第二点来看，艺术家跟这种标签实际上没有关系。进入标签，是好事也是坏事，这是双面刃。因为这样一来有人就会只看标牌，不看内容。以前有德国的留学生来画室找我，中文讲不好，也没搞清楚什么意思，就说：“方老师，他们说你是流氓。”
B：人们说你进入了一种更加放松的创作状态，这是你刻意营造的么？
F：人的自由状态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失去自我的自由状态，那就是疯了。第二种是需要训练的一种自由状态，这像人练武术一样，取消其他的杂念，锻炼你专注于一件事情的能力，就达到了相对自由的状态，没有定式。
舒服是人的理想，每人都想进入到这个状态，但或者是有些人运气好，或者就是因为你的训练，让自己怎么都舒服了。
我自己只要想到这件事的存在，就会训练一下自己。人和人的天赋所在不同。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受到的伤害也比较多吧，我就比较喜欢想一想人和人的关系的问题，个体和社会的关系，能力和愿望的关系，钱和需求的关系，如果有时间就去想一想。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训练。
B：你提到好几次伤害了，你所指的伤害是什么？
F： 比如年轻时我们经常会受到伤害，被欺骗了，吃亏了，打架了，或者是失恋了，然后你经常会心烦意乱，很长时间缓不过来，甚至打架发脾气，折腾自己。时间长了以后通过写日记，我觉得肯定有一个算法把它算出来。B：这么爱算，当科学家说不定也很成功。
F：对对，我初中成绩最好的就是数学。
B：你的家庭对你的创作有影响么？生了女儿，怎么画里、装置里还是男孩？
F：这样比较自然，我要是老做裸体的小女孩我怕别人说我。也许有点大男子主义之类的吧。我觉得别人有的缺点我都能有，但就看有没有机会表现出来。
B：通常一天你是怎样安排的？
F：我在艺术家里起床算早的，很少9 点以后起床的，大多数时候都8点多就起床了，白天的时间就是在工作室里，只要不出差，那一个星期的7 天大概都在工作室里。工作室主体一间房子300 平米，1996 年搬进去的。一般下午5 点以后，如果有采访或者客人来访什么的，就在工作室接待两三拨客人，6 点半以后，就开车进城，跟朋友吃饭啊，应酬啊什么的。很少有时间陪孩子，早上起来玩一会儿。我是艺术家里的劳动模范，比较努力，比较用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