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蒋介石、毛泽东推崇的名臣。大家熟知他的，除了他带领湘军打败太平天国外，就是他一生谨慎，得以善终。曾国藩家书记载，咸丰八年（1158年）正是湘军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此时，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趾高气扬，曾国藩在三月内连续两次给九弟写信，力说长傲、多言为“凶德致败”之二端，他于三月初六的信中写道：

　　自古以来，因不好的品德招致败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长傲，一是多言。尧帝的儿子丹朱有狂傲与好争论的毛病，此两项归为多言失德。历代名公高官，败家丢命，也多因这两条。我一生比较固执，很高傲，虽不是很多言，但笔下语言也有好争论的倾向。……沅弟你处世恭谨，还算稳妥。但温弟却喜谈笑讥讽……听说他在县城时曾随意嘲讽事物，有怪别人办事不利的意思，应迅速改变过来。

　　曾国藩生怕曾国荃忘了此二戒，七天之后又写信告诫曾国荃要力戒长傲、多言。在不了解他性格的人看来，他似有唠叨之嫌，不了解衰败王朝大环境的人也会讥议他虑事太细。然而，这抑郁症般的表达，确实是一种自保的技术性措施。其意在打消当朝统治者对他们兄弟的担心，表明他们忠于朝廷，绝无反心。

　　3、北宋因言获罪的苏轼

　　提起苏轼苏东坡，稍微读了点书的人，大概无人不知道此公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然而造化偏偏弄人，所谓“世上到处都是有才华的穷人”，东坡居士正是此中人。

　　苏轼才华绝世却一生坎坷、屡遭打击，与他直言朝政、讽时讥世有很大关系。比如他针对王安石变法中推行的青苗法，写了一首《山村》的诗说：“杖藜衷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大意说：百姓得了青苗钱，立即在城中过度消费。又如《秋日牡丹》：“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这首诗虽属闲暇之吟，但也被牵强其中。苏轼被从湖州任上逮捕回京，无可奈何之下承认：化工比执政，闲花比小民，讽刺执政者犹民，云云。

　　苏轼被捕后，羁押在御史台，御史台古有乌台之称，此案故称“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牵涉到一批主要反对宋神宗与王安石改革的政治人物，共计二十二人，其中包括苏辙（轼弟）、司马光、刘挚（日后为朔党领导人）。这些人之所以身陷囹圄，皆犯了一个相同的毛病：多嘴。

　　苏轼等人因言获罪说明，言论向来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凡欲成事，必时刻提防被人抓住言论的“小辩子”。与苏轼一样因言获罪的历史人物，几乎举不胜数。古代的比如刘禹锡，比如杨修，现代的比如彭德怀，比如张志新，等等。

　　当然，世易时移，今日职场与古代官场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力戒长傲、多言，对于职场中人来说，仍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隔墙有耳，世上没有人会喜欢别人（尤其是下属）说自己的不是，没有人会对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视而不见。要时刻当心那些“穿了件马甲，就当自己是王八”的人给你“穿小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