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莫干山会议”主报告执笔人。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这项改革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
价格问题越来越突出了
1979年初，我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当时，研究人员总共才四个人，两个人研究生产力，两个人研究生产关系，我和魏礼群是研究生产关系的。
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一开始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我。我们两个人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写出初稿后，由张劲夫主持又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1980年初，就作为文件发了下去。
在整个起草过程中，张劲夫没有传达上面什么指示，邓小平的没有，陈云的也没有，完全没有框框。此外，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没有感到什么来自“左”的方面的压力。当时，我们的设想主要想取得一点突破。过去，历次经济调整总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而我们设想要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动脑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扩大企业自主权、在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后，随即出现了新的问题。价格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价格不合理集中表现在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低，加工工业品价格高，造成的结果是，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
1984年，我在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组任处长。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可销售价不让调整，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莫干山上激辩“调”“放”
这年的3月，由《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发起，准备在秋天召开一次中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会议筹备工作由张钢等人负责，代表人选按论文水平确定。从1300篇论文中确定了会议代表124人。张钢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找他参加。”张钢找到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临开会了，国家体改委和经济研究中心都不同意我们去。这个会不是国家有关部门召集的，参加有风险。当时，温元凯组织召开了所谓改革者大会，受到中央批评：参加这个会就是改革者，不参加这个会就不是改革者？领导们是出于好心，让我们别参加这个会。可是，我担任了整个会议的策划工作，讨论题目是我定的，怎么能半路撂挑子呢？在那种情况下，我是冒着被撤职的危险去参加会的。
1984年9月，这个会是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所以民间称其为“莫干山会议”。会议分成七个组，第一组就是价格组。我一直在这个组，田源是价格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则主张“放”。他举了一个例子：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地升降。调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水银柱，而是铁柱子，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华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他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在会上代表第三种思路参加了讨论，而且还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会后还参加了向张劲夫同志的汇报。何家成、高粱和张少杰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蒋跃等人，也积极参与了会上的讨论。当时，真可谓吵得热火朝天。
会后，我根据会上的讨论，撰写了一份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报告提出，能源、原材料调价之所以不易解决，是由于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仍很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势必冲击整个国民经济。如果逐步缩小计划供应物资的范围，把统配煤、钢材的比重缩小到30％左右，再调整这部分物资的价格就容易决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