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上大学的。一年以后，英语课程被取消了，理论经济学课程也被取消了。高校经济类课程只开设“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等，采用的是苏联教材。在1957年“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呼吁克服那种以引证训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搬运转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代替科学创新的不良学风，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却被说成“向党猖狂进攻”；提出意见的学者也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就使不少经济学家把进行经济学研究视为畏途。在那以后，经济学就变成了现行政策的描述或颂歌，学者的言论如果违反苏联教条或者不符合现行政策，即使不被扣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帽子，也会被指摘为“严重脱离中国实际”。“西方经济学”从此在中国销声匿迹。即使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部分高等学校恢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专题讲座式的课程，现代经济学也经常是被当做批判的靶子，谈不上作为理论基准和分析工具来加以运用。
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恢复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并运用过去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一代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刘明夫等提出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主张。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热心于补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希望从中汲取新鲜知识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
更大的冲击来自1980～1981年间已经移居西方的两位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W．布鲁斯和O．锡克的讲学。在当时中国经济学家还停留在把改革看作一组旨在“调动积极性”的政策措施时，他们把改革作为经济系统的跃迁过程来分析，使许多人耳目一新”。由此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提升学术水平的愿望。在北京大学等重要学府中重新开设了现代经济学课程。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了创建比较经济学学科的努力。经济学家刘国光、董辅扔、赵人伟、荣敬本等都为这方面的进展做出了贡献。
在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再学习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工具，用以分析和评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并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策提出有科学依据的建议。
经济学在中国市场制度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纵观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每一次重大的推进，都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认识的深化有关。
否定经济科学对于我国改革的意义的论据之一，是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完全自发的演进过程，人们的自觉努力，包括经济学的理论思维都不可能对这种自然演进过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论据之二，是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80年代流行过一句话，叫做“不能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到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我国改革和发展走过的弯路倒是应了凯恩斯的一句话：“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的奴隶。”
我想列举在中国转型时期，经济学理论发挥作用的几个实例。
第一个实例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以后，长期是依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放权让利”、“调动积极因素”的方针进行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行政性分权”的做法，由于造成了1958年的经济大混乱而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暂时停止。1970年又一次大规模下放。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没能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没有完全抛弃用“行政性分权”调动地方政府增产增收的积极性的想法和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过“财政分灶吃饭”，1988年推行过“财政大包干”、“外汇大包干”和“信贷额度切块包干”等行政性分权的做法。这些做法一方面可以使民营企业利用地区之间的竞争缝隙作为自己生存和成长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市场割据、保护主义等至今仍然危害市场统一性的消极后果。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经济学的主流有了比较多的现代经济学知识，以新的分析工具去剖析在计划体制下放权让利的局限性的消极影响，才对从“行政性分权”转向“市场性分权”(又称“经济性分权”)、建设国内统一市场(Integrated Market)、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必要性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从而推进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家庭农场、城镇私营工商业等J．科尔奈所说的“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的私有部门”已经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约1／3的比重，如何为这一部门的进一步成长创造有利的市场条件，就成为一件关系中国改革成败的大问题。如果继续坚持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目标，私有部门只能作为国有部门的“补充”而存在，全面建设私有部门发展的市场条件的任务就根本不可能提出。经济学家的工作对于把改革的目标重新确定为市场经济，从而把为私有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纳入改革的行动纲领，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如同大家所知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研究人员的集体研究成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对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商品经济”的目标一经确立，建立私有部门发展不可或缺的商品、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市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至于经济学研究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中所起的作用，就更是人们所熟知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