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以后，中国金融改革进入新的阶段，需要进行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实验，探索专业银行怎么搞企业化经营。
在金融市场建立方面，从1986年开始选择试点，开始是5个城市，后来扩大到14个，又扩大到33个。这方面的改革推进比较快，成效比较明显。
首先从货币市场开始，搞了银行之间同业拆借的有形市场。武汉最先搞起来，以后其他地区也跟上了。
再就是股票二级市场也搞起来了。虽说从1983年就有了自发的股票发行，但很不规范。第一个敢吃螃蟹搞转卖的就是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搞了一个可以买卖股票的窗口，消息公布引起世界震动。接着，上海工商银行静安寺办事处搞了一处比较大的地方，有块黑板可以作交易了。
还有第三件事，就是国库券可以买卖了。决定国库券买卖的过程，我记得很有意思。当时在国务院开会，有人就反映，现在有些投机商到偏远农村收购国库券，给的价钱很低，50元的面额只给二三十元，然后在城里卖到四五十元，发了大财，这种不法行为应当取缔。可打击这么久了，也没解决问题。赵紫阳总理说，既然打击取缔总是解决不了，还不如我们自己设立市场去买卖。一旦开辟这个市场，那些人就没办法投机了。当时在七个城市先搞实验，很快在全国推开。到1986年底，国库券的黑市倒卖被公开的市场买卖取代了。
最后还有外汇交易市场。按过去的外汇管理办法，企业在出口创汇以后可以留下一定额度。额度用不完，各单位就私下调剂，出现黑市。1986年以后，在上海、深圳先后开辟了有形的外汇调剂市场，控制也比较严。从那时发展到现在，有了上海外汇交易中心。
在1986年和1987年，银行的机构、业务、管理也在发展，但专业银行的自身改革比较难。特别是因为银行还承担着大量政府交办的任务，把行政管理的官办银行改为企业经营难度很大。把银行的政策性任务与商业性业务分开虽然早就提出来了，可两者界限不鲜明，根本分不开。大的既然不好动，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建一批新型的、小规模的真正的商业银行，“农村包围城市”。这些新的银行没有历史包袱，不承担政策性任务，是新型的商业银行，搞好了能与老的银行形成竞争局面。尽管这种竞争不是完全平等的，而是实力不均衡的，但毕竟有了比较和对照。今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专业银行的问题。
从1988年开始，人民银行批准建立了一批较小的商业银行。最早成立的有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等。当时，这批银行被称为“商业银行”，有一些同志还不能接受，后来在提法上就改称为“新型综合性银行”。
与此同时，我们也抓了保险市场的竞争。1988年批准成立了股份制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还批准交通银行搞保险的综合性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试探可否在保险市场形成竞争局面。
证券市场：开荒、修路、辅轨道
金融体制和金融制度的改革，前一段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就是资本市场。
谈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其实从政府角度最初并没有整体方案和计划，实践中是客观事物发展推进到那一步，就做到哪一步。以股票市场为例，1986年出现小规模的交易柜台，没有引起大家更多的注意，当时没有那么多股份公司，交易量也很小。至1990年，深圳三个柜台的股票交易突然热起来了，大量的人汇集到那里，门口排大队，有些人一夜间成了百万富翁。此事引起人们议论纷纷。
当时我调到体改委当副主任，根据领导的要求，组织体改委和人民银行的同志到深圳、上海做了几次调查，研究如何规范市场，回来向国务院做了汇报，并向深圳、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建议。与此同时，我还和分工企业改革的副主任张彦宁一起研究，准备开一个股份公司经验交流会，探讨如何使股份制规范化起来。不过，当时各界都对股票市场和股份制反应强烈，要不要搞，争论很大。有些人还提出不符合政治方向，应当取消。深沪两个股票市场都面临被撤销的压力。
1990年10月，珠海特区十周年大庆，江泽民总书记前往参加。在那里，他听到一些有关汇报。当时我也去参加这次活动，一些同志就建议江泽民找我谈谈，说我是专家。其实，我就是对这个问题做过几次调查。后来在从广州回北京的飞机上，江泽民找我连续谈了两个多小时，大家担心的问题他都问了，我一一做了回答，他也做了记录。当时在座的有田纪云、温家宝、何春霖、王维臣等人。我还谈了自己的意见，我说股票这个东西谁也没有搞过，的确风险很大，但应当相信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老同志不会去搞私有化，主要是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建立股票市场。可是，你要允许我们搞实验。如果稍微出点问题，就兴师问罪，带上一批政治帽子，那谁也不要搞了。
最后，江泽民说，那就定下来上海、深圳两个点不撤，但是暂时不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