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这样就保留下来了，不过，争论始终存在。1992年春节过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让陈锦华和我去汇报股份制的试点情况。记得当时很多财经委员会成员发言，反映了社会上一些人对搞股票市场的不同看法和担忧。正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传过来，明确了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并不只是“姓资”，也可以姓“社”，可以做试验，但要谨慎。大家看法才有所改变，空气也不那么紧张了，大的方向就定下来了。

　　这年年初，体改委就正式确定要召开股份公司的交流会。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会也比较好开了。2月19日至3月3日，体改委和国务院生产办在深圳联合召开了一个股份制座谈会，主要内容是总结经验、明确指导方向，重点转向规范化。会上，陈锦华、张彦宁和我都有发言。会后我们向国务院做了汇报，国务院领导很重视，发了文件。这时，朱镕基已经调来担任副总理，当时，他主要提出股份制试验也要规范，不要搞乱了。后来，我们就在积极稳妥地进行试验，体改委出面组织有关部门搞了有关工商注册、财政管理、会计制度等方面的十三个法规。后来又开了两次会交流经验。
　　这以后，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国务院也发了文，宣传系统找到我，让我当了一段“明星”。中宣部组织各大报刊、电视台、广播电台负责人在北京开会，让我做报告。1992年6月，《人民日报》还以整版篇幅发表我的文章，谈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实验。我就被看成了股票市场的所谓的“专家”。

　　随着股份制的推进，几十名专家、专业工作者都提出，证券市场要有专门的监管机构，仅靠分散监管不是个办法。可当时没有引起重视，领导未能下决心解决。到了1992年8月深圳“8·10事件”暴露出问题，国务院紧急决定要建立机构。当时是朱镕基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国务院定下来以后，好多人建议我出山，朱镕基也跟我说了。我说这项工作是火山口，这就是找”替罪羊”的事。实在要我做，时间也不能长。一旦机构建立、市场稳定、规范确立之后，我就离开这个口。

　　后来，国务院确定，成立一个由朱副总理亲自出任主任，十三个部委参加的证券委，我是副主任。下面是证监会，由我担任主席。当时没有法规，缺乏人才，朱镕基又定了原则，可以请专家进来。所以，证监会吸收了四面八方的人才。

　　为了搞好证监会，我们曾经去海外访问学习，也向专家、学者、海外的朋友学，然后就是“现学现卖”。1992年11，证监会成立，我走马上任。1993年初，在天津开了一次比较大的全国性证券会议。那是我首次正式露面讲话，我一上来就发表长篇讲话，谈股票市场的风险与管理，主要讲国际上曾经有过的经验教训。我说，一定要看到，股票市场发展就是个风险不断出现、不断治理的过程。风险必然出现，想彻底铲除是不可能的，有股市就有风险，我们的本事在于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防止出现过大的风险；一旦出现风险，就要迅速得当地予以治理。我还介绍各国的经验，分析我们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一是要立法，严格执法，依法管理；二是一定要把机构投资者组织起来，靠长期投资稳定市场；三是市场要规范。

　　在以后的整个工作中，我主要是抓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规范市场、培养人才、内部管理，特别注意的就是监管机构人员不能出问题，反复教育。经过两年多的工作，打了个基础。我上任后就说过，我是第一任主席，我们第一届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辅轨道，把这些事情做起来，任务就算完成了。如果道路和轨道没有建好，要想跑快车，肯定要翻车。这些年我们也就是做了这些事，其他就是后人来做。

　　这中间，股票市场还在有效利用外资方面有所突破。我们从1990年就开始研究B股。因为中国有外汇管制，一下子开放股市，带来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太大，所以设计出A股和B股的办法，用明确的“三八线”严格划开。这样，经济上没有损失，政治上也不被动。

　　后来，香港朋友提出直接在海外上市的建议。国务院派出一个由我牵头的小组去考察研究，觉得是可行的，研究了方案。香港的证券代表团来了，朱镕基亲自接见，最后定下来双方各搞一个专题小组，研究上市的若干问题，包括法律问题、会计制度问题、外汇问题、上市问题、互相监管合作问题等。中方六个人由我牵头，有体改委、外管局、人民银行、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的人参加。第一批在港上市的有青岛啤酒等九个企业。当时要求中国企业去上市的外国证券交易所很多，我们又决定在纽约先试点。后来抓了两个企业试点。总之，路是打开了。怎么研究经验教训，总结经验，不断前进，这是以后的事情。

　　刘鸿儒：1980年至1990年成为中国人民银行主管改革的常务副行长；在1988年至1992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92年10月至1995年4月，出任中国证券委第一副主任兼中国证监会主席。后任全国政协的经济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