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如何跟精神病人交流？

　　L：其实任何人都有过“精神分裂症”的体验，人都会有梦，做梦时的感受就跟精神病人发病时的感受差不多，只不过正常人是睡觉的时候做梦，而精神病患者是睁着眼做梦。我去过38家医院，接触过上万个精神病人。他们不发病的时候就跟正常人一样，有基本的表达能力，我跟他们是朋友。

　　J：你在拍摄精神病人之前就想拍宗教题材，但直到1992年接触到教友，你才将这个题材继续下去。从最后的作品上看，事情几乎都发生在家中、路上，几乎看不到教堂的影子。

　　L：1987年我就想拍，但不知道怎么拍，于是就搁下了。当时没想到可以见到教友，接触到他们的生活，我总觉得教堂拍几个就重复了，拍不下去。

　　我见过100多个教堂，所以我不拍教堂。教堂里面，两千年来仪式都一样，世界各地都没区别，没什么意义。在陕西扶风县，村子里的精神病院和天主教堂只有一墙之隔，我在那里遇到了教友，才又将这个题材继续下去。

　　村子里不像城中，人去完教堂就各奔东西，村民就是教友，人们住得很近，可以通过观察他们的生活，来看他们如何践行自己的宗教。教友进教堂跟天主对话，是天经地义的事，最虔诚的教徒，一天在教堂中也不过待4个小时，我想知道他其余的20个小时都干了些什么。

　　J：一篇报道说是歌德和巴赫陪你度过了一个人在西藏行走的孤独日子？

　　L：带这些，并不是为了消磨时间，而是为了保持精神上的高度。去西藏是我心甘情愿的，怎么会有孤独？路上想都不会想这种事，进不了脑子。我是为自己干活，我要把这事干好，有什么苦啊乐啊？无苦无乐。

　　其实我挺享福的，正因为自己的劲儿都往一处使，才有了很多时间睡觉、看书。从精神病人到有信仰的人，再到西藏人——直到今天，大部分人在看我的作品时，都把着重号点在了“精神病”、“有信仰”和“西藏”上；但我自己的着重号，自始至终都点在后一个字—“人”上，只不过他们恰好是精神病人，恰好是有信仰的人，恰好是西藏人。我关心的是人，关注的是人的基本问题。

　　我没有特意要关怀某一类人，只是我赶上了，他们恰好符合我的工作需要，而我给予他们的是保有人的尊严。人们常问自己活得是不是有意义，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问一个宗教或哲学问题。

　　J：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作品？多数人把你的作品归入纪实摄影的范畴。

　　L：所有这些名词都是废话，都是标签，而且是贴得极不合理的标签。无论你如何分类，最后都会发现有些作品没法被分到任何一类中去。就像诗人瓦莱里说象征主义，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只见没有任何形式和内容上的雷同，唯一相同的地方，是他们在创作之时从不考虑读者感受。所以最初被归入象征主义的诗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象征主义。一旦标签出现，一个词语单独被拎出来了，随之出现的是一个巨大的深渊，人们陷入这个深渊，争论不休，却毫无意义。

　　J：你在创作过程中，受外界的影响其实很少？

　　L：不。属于我的只有意志力、身体，其他都是通过学习得来的。从20世纪最后十年到现在，全世界都处于一个平庸的状态，没有伟大的作品出现，艺术、文学、思想界都是如此，非常平庸。平庸之后，应该是勤奋的时代，再之后就会有硕果结出。

　　J：撇开纪实与否不谈，很多当初与你采取类似工作方式的人，现在很多都开始探索另外的路，转向观念摄影、艺术摄影。而你像个摄影界的苦行僧。

　　L：摆拍不一定假，抓拍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真实就是去歧义，就是解蔽。我不是苦行僧，我无喜无悲，就像西藏人劳动一样。他们不苦，那是生命中然的过程，是生命的必需。他们也没有比较，不看电视，不与外界接触，周围邻居都是用手劳作，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人能借助机器，把他们要做两个月的农活在两天内做完，如果知道了他们就不会这么高兴，就会觉得自己苦了。

　　J：那你是抱着还原生活真实面貌的想法去的西藏么？

　　L：可能有，但我不记得了。我去西藏之前什么都不知道，只能说我有预感，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可能是怎样的。只能说，现实跟我最终的预感是相符的。

　　J：三部曲告一段落，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

　　L：初步设想是拍些跟城市有关的题材。我来开幕式还是有点目的性的，想要认识一些人，因为这么多年我接触的都是一些老朋友，现在接受采访，一个是我需要配合美术馆，另外也想结识一些新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