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国际论坛版刊登了丁刚先生题为“美国不是民主的救世军”的文章。文章的开头讲述了一位华人的经历。作为刚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他受到了一对美国夫妇的劝说———“皈依上帝”，因为这对美国夫妇确信，只有这样才能把他“引入正道”。这可能是很多初到美国的移民都有过的经历。　

　　丁先生的文章谈到了美国人执著的传教士精神，但却忽略了它的另一面。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传教士的精神，多种不同民族才能凝聚在美国的核心文化之中。美国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这种文化的凝聚力。

　　美国接纳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移民，这些移民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正因如此，我们经常说美国是个“大熔炉”。然而，美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大熔炉”？美国这个多种文化的“大熔炉”并不是没有倾向性地将各种各样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均匀地融合在一起，美国的核心文化实际上并没有因为不同移民的到来而发生变化。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写道的一样：在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盎格鲁—新教文化一直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成为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的核心组成部分。

　　可以说，美国这个“大熔炉”具有极强的重塑和改造功能，而这种重塑和改造的过程又往往是单向的。当新移民踏上美国领土之后，他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他不断承认美国核心文化，并不断接受改造的过程。之所以说“改造”，是因为这个成为“美国人”的变化过程，并不完全是自发的、出于主动的。在《我们是谁？》中，塞缪尔?亨廷顿记录了美国开国先辈们对于多民族相处这一问题的看法。比如，华盛顿曾发出这样的警告：如果让移民定居在一起，他们就会保持自己的语言和他们带来的信条，但如果“与我们的人”混居，他们就会“成为同样的人”。富兰克林也要求将移民“较均匀地分散到讲英语的人当中”。于是，国会于1818年拒绝了爱尔兰裔美国人提出的专门给爱尔兰移民划出一片土地的申请。

　　可见，对于这些美国的政治精英来说，不同种族的融合、不同信仰的和平共处其实就意味着其他民族、其他信仰的“同化”、“熔化”，意味着改变其他文化、信仰和价值观，以适应美国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有数据显示，到2005年，仍有将近60%的美国人是新教徒，这就是对美国国家凝聚力强有力的保障。将美国比喻为各种文化的“大熔炉”并不准确，因为这个“熔炉”不是让不同文化“和平共处”，而是把后来移民的文化转变到“盎格鲁－撒克逊的模子中去”。

　　如今，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多，美国这个“大熔炉”的消化能力开始出现问题。新移民越来越多地聚居在特定的社区里；随着通信和交通手段的发展，这些新移民也和母国保持着更加密切的联系。对于改造这些新移民，美国开始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也油然而生。亨廷顿的忧虑正在于此：当“同化”、“熔化”遇到困难的时候，美国的凝聚力和国家特性———也就是盎格鲁-新教的核心文化地位———必将受到威胁。

　　从亨廷顿的警告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美国的一些精英来说，多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处并逐渐融合，这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平等相处和不断融合势必意味着相互改造，双方各自进行自我调整以使彼此变得更加适应，在这种情况下，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优越性也就无从谈起了。这种担心导致的结果是，“如果我不想被别人改造，就必须先要改造别人。”

　　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一些美国人（尤其是所谓的核心文化的代表）学到的不是如何与其他民族和谐平等地相处，相反他们积累的经验更多的是如何改造和重塑其他民族，以使他们融入到所谓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里。这种历史经验不仅影响着美国自身，更影响着美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明、不同的价值观到底有没有可能平等、和谐地共处？如果美国对此持否定态度，那么，也许文明的冲突注定是要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