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从事收入分配研究的资深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工商与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实也向记者表示，政府的财税补助有助于提高普通职工的工资水平，这比之于那种由企业独立担负涨工资的压力建立起来的工资与物价直接挂钩机制而言，不具有助推通胀的恶性循环风险。

　　李实告诉记者，由企业独立担负提升工资的压力，极容易导致生产环节的成本增加，如果政府不给予一定的外部激励，企业不得已势必要将这一成本压力转入销售环节的产品价格之中，促使物价进一步上涨。

　　李实是参与《工资条例》讨论的专家之一。他说，事实上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不能把物价上涨的后果转嫁给企业。政府宁愿少增加一点税收，也应该多给一点补助。

　　而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通过财政补助增加职工工资的设想不易操作。中国历来的财政补助政策只面向低保人群，上世纪90年代由于出台了最低工资标准，处于标准线下的人群也可以享受一些补助。但就企业而言，目前普通职工的工资一般不够低保标准，且要比最低工资高出一些，财政补助对此无能为力。

　　不过很多人也相信，在财税激励方面，政府总会有一种合适稳妥的解决方案的。而海外国家的经验对于中国启动财税激励以增加劳动力工资也许不无借鉴意义。

　　澳中集团董事局主席金凯平告诉记者，在澳大利亚，企业的税收负担并不重，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环节一般只有消费税和收入税两项，虽然税率会累进到49%，但他说，他们的总体感觉是不会有太大压力。此外，财政收入向好的政府还在不断为企业减税。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企业去雇佣更多的人，扩大再生产，以便发展经济。

　　这种积极的外部激励措施有助于企业在处理劳资问题时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在澳大利亚，企业差不多在每一年度均会主动为职工加薪，并且比例一般均会超过当地物价增长水平，平均幅度可以达到10%。金凯平的公司即是如此，他表示这已是惯例，“如果工资增长等于或低于物价增长水平，那就相当于收入没有增加。”

　　中国目前面临的普通职工工资过低问题，是因为一个供给远大于需求的劳动力市场拖了实际工资增长的后腿。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工资的形成与决定受到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共同的制约和影响。在劳动力供给方面，今后3年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在900万以上，2008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将在500万以上，“十一五”期间预计转移4500万农村劳动力，同时企业改革和重组也将分流大量人员。

　　劳动力需求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呈现下降趋势。这样，受劳动力供求规律的影响，工资增长很难完全跟上人们的预期和经济发展速度。

　　金凯平也说，政府在考虑对企业进行财税激励的同时，还需要努力提升就业率，使劳动力市场形成有效供给，这也有助于削减剩余劳动力对劳动力价格整体水平的向下式拖累。

　　在澳大利亚，对于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政府一方面会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另一方面会通过给予企业补贴的办法来鼓励企业招用这些人。企业的损失由政府支付。在劳动者的工资中，有1/3由政府贴补给企业，企业的负担大大减轻，劳动者的工资也可以保持一个基本水平。但这种补贴是逐步递减的，当职工完全能够胜任工作，并为企业带来利润的时候，政府则会完全退出，在最低工资线之上，由劳资双方自行调节工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