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头隐隐作痛，手提包里装着一堆名片——一张来自针灸医生，还有一张来自赛马训练师，其它的则来自资产管理经理、风险资本家，还有以自己名字命名公司的总裁。这真是一场盛宴。

　　当天的晚会与常见的最佳晚会类似，从一种恐惧感开始：这是JP摩根(JPMorgan)一年一度的员工聚会，因此将两种最乏味的社交聚会结合在了一起，重逢聚会和社交聚会。

　　我骑着自行车沿伦敦泰晤士河向节日大厅进发时，我在想：(a)我不会认识任何人，因为我25年前就从这家银行辞职了；(b)我在JP摩根的日子是我一生中不开心的部分，对于现在的我没有意义；(c)找写作素材一定有不那么痛苦的方法。

　　开场并不好。“我知道你是谁，”我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遇见的第一个人说道。他的徽章告诉我，他仍然在为这家银行工作，而他看上去也并不十分友善。他说，8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中有很多误解，他现在想纠正这些误解。

　　我越过他的肩膀观察了一下这个房间：一群身穿职业装的男男女女。他们看上去年轻得令人讨厌（超级富豪往往是这样）——此外，他们看上去也非常活跃。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多数人已经不再为JP摩根工作，或者是人们每饮一口香槟，穿白制服的侍者就会把酒杯倒满。

　　JP摩根欧洲董事长沃尔特?古伯特(Walter Gubert)起身欢迎每个人，他说：“这个聚会规模越来越大，办得越来越好。”一位前银行家小声对我说：那是因为不断有人离开。

　　从房间里的人数判断，离职女性的人数超过男性。第一个跟我说话的人告诉我，她离开是因为那份工作让她掉眼泪。我说，银行工作也让我掉眼泪，我的眼泪是无聊和害怕在外汇交易上再出现重大失误的结合物。

　　她说，她掉眼泪是因为挫折感。她当时担任董事总经理，说自己受够了那些废话。如今，她在商学院教书，同时还是一位风险资本家，现在掉的眼泪比以前少了。

　　另一位女性告诉我，她们在这家银行“遭受了冲击”。但这种每天工作14个小时的冲击太过强烈了。她现在靠给人们身上扎长针来谋生。

　　越过她的头顶，我瞥见一个过去令我做噩梦的男人的脸，奇怪的是，这张脸几乎没有变化。在我22岁时，我的大老板令我非常厌恶，但现在他在房间的另一侧和善地向我挥着手。到底怎么了？是他成熟了，还是我成熟了？

　　直到看见另一位从前的恶魔，我才回过神来。1982年，一个美国女人将我拉到一旁，对我说我长得太年轻了，应当“永远不要穿裤子”。我觉得这件事很令人受伤的部分原因是，我认为她是在叫我不要穿内裤，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当你觉得自己看上去很老练时，别人告诉你长得像个孩子并不令人开心。

　　但她就在这儿，高兴地对整件事发笑，而且——最令人满意的是——她自己也穿着裤子。我非常激动，以至于忘记问她为什么要离开了。

　　我确实问了另一位银行家，当时他看上去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摩根男人(Morgan Man)。“我有一条原则，”他解释道，“办公室里不能有混蛋。”那你为什么来参加聚会呢，我问道。“因为这里有这么多好人。”这一点有点令人困惑。或许他喝了太多的香槟。

　　或许是我喝多了。实际上，我记得接下来我拥抱了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他那浓密的深色胡子看上去就跟27年前我们培训课程第一天时一模一样。他说，他在JP摩根呆了近20年，但是现在为一家竞争对手工作。

　　他两眼发光，提起了从前的一个晚上：所有培训生（9个男人和我）都喝得酩酊大醉，去了泰晤士河上我们之中一个人居住的游艇。他回忆道，其他人后来都回家了，而我第二天早上上班时显然还穿着与前一天同样的衣服。这种记忆力令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26年后，他似乎仍然对当晚发生了什么感到好奇。

　　我起身离开，加入了一群每个人至少都在JP摩根工作了10多年的银行家。其中一位现在拥有9匹赛马，其他多数人是基金经理或者咨询顾问。所有人都声称，高兴得要发疯了。这或许是因为，干什么都比在一家大型银行工作强，或者是因为你回到前雇主那里，只是为了展示你离开后干得更好。

　　角落里的一小群对冲基金明星把这点做得尤其淋漓尽致。他们看上去非常时髦，令那些没有跳槽的叫花子同辈愤愤不平。

　　我拿起外套时，意识到自己想错了。我生命中的这段时光或许有些奇怪，但它并非毫无疑义。和别人一起工作确实能够创造一种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能够持续下去。

　　我当天晚上还学到了两个其它有用的东西：(a)工作生活非常枯燥，因此任何类似丑闻的东西都会永远被人们记住；(b)在银行业获得极大成功并且留胡子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