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飞行员跳槽，更要关注其为何跳槽
连日来，东方航空云南分公司集体返航事件扑朔迷离，使本来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不可避免地纠缠到公司与乘客间的旅程契约与旅行安全矛盾，由个案上升到社会层面。对此，东航一面向做出道歉，一面又坚持“天气原因”的说法，令人备感困惑。已于4月1日实施的《民航华东地区飞行人员流动管理办法》，对飞行员的年流动率、新老东家必须对飞行员“转会金”等做出规定。(4月6日《劳动报》)
东航飞 行员爆集 体返 航内幕: 对公司高层不满 对工资待遇不满 对不能正常辞职不满
从行业特点来看，飞行员的工作态度、情绪心理，对旅客安全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一个更无法忽略的现实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人才流动已是任何外力都难以遏制的潮流，无论你花了多少钱、多少时间培养出来的人才，想按自己的意愿始终揽在手里，都是不可能的事了。然而，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也是必须讲规则的，花了天价培养出来的人才，绝不是说走就可以走的。对于飞行员这样的人才跳槽，借鉴职业球员“转会”的方式，参照“市价”开出“转会费”，转出单位不吃亏，转入单位支付必要的人才成本，都是遵循了市场规则的交易行为。但问题在于，《飞行员流动管理办法》中每年1%的流出比例，培训费用70万—210万元的支付标准，几乎就是“不准流动”的另类说法。如果总局按照这个版本推广到全国民航系统，基本等同于吓退转入单位、从而逼迫飞行员放弃跳槽的念头，这同样是违背规律的。
当前，人才竞争要素已渐趋多元化，国有大型航空公司，其“职业稳定”优势的另一面，可能就是官僚、死板、低效的劣势；而民营航空公司职业稳定感较差等劣势，其背后却可能是人性化管理、个人价值观被认同等优势。应该看到，以人为本，不仅成为国家的治国方略，也成为不少企业家构建企业文化的宗旨。只有从规则与文化的双重视角来看，才能对飞行员跳槽抱有既坦然面对、又积极应对的良好心态，也才不会发生“集体返航”之类的恶劣后果。遗憾的是，不仅是民航业，不少“国字号”企业，还有不少陶醉在行业老大的角色中，以居高临下的心态来看待同行的变化。不少人根本不屑于关注飞行员为什么跳槽，看不到企业文化已成为人才竞争中无法忽略的“软实力”；在陶醉于现行制度可以帮助自己留住人才的同时，却根本看不到留住的人才由于心态消极而潜伏的种种风险。而这种风险，不仅作用于航空公司，也作用于于广大乘客。
从这个意义上看，《飞行人员流动管理办法》明显忽略了人才流动对整个行业发展的积极一面，一味站在国有大型航空公司的立场上抑制流动。从效果上，最终会形成变相鼓励“只关注做大规模，不注意企业文化”，这显然不是一个行业管理者的应有作为。
飞行员罢飞是对劳资和谐的一次拷问
东航云南分公司十几个航班的飞行员“罢飞”事件可谓激起了公众的不满，在舆论的压力下，民航总局已派出工作组抵达昆明，开始调查“返航”事件。与此同时，30多位被延误的乘客正准备以“商业欺诈”为名对东航提起诉讼。
飞行员“罢飞”，无疑是一起十分恶劣的事件，对这起事件中的主角——飞行员，进行道德的谴责和必要的惩处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无论飞行员是在争取自己的利益，还是发泄自己的不满，都不该公然绑架乘客的利益。将乘客劫为人质，将自己驾驶的航班作为要挟筹码，不但是对职业操守的背叛，还是对他人生命的不尊重；其二，东航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让人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垄断的霸道。将“罢飞”归咎于天气原因，这是欺骗消费者的不诚信表现。而在事后危机公关意识的欠缺，反映的则不仅仅是东航的夜郎自大，更是民航、铁路、电力等垄断行业的通病。这种痼疾一日不除，所谓服务意识的提高就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然而，从本质上说，飞行员的“罢飞”和农民工的跳楼讨薪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只不过飞行员是这个社会所谓的精英，他们掌握着乘客的安危，所以其影响自然比社会底层的农民工跳楼讨薪要大得多。不过如果要与马明哲们相比，飞行员却又低了很多，因为掌握着权力的马明哲们是根本无需为自己维权的。同为打工，有人拿着6000万元的高薪心安理得，有人通过“罢飞”来发泄不满，有人却为讨薪而上演跳楼秀，不得不让人慨叹中国的劳资博弈，是多么的不公平。
“罢飞”的飞行员错在哪里？很明显，他们在讨要自己的权益时，不该让社会付出公共安全的成本。但面对着强大的资本，他们又实在是无能为力。纵观“罢飞”事件，根源其实很明了：民航的垄断已经在破冰了，民营航空公司在进入航空领域后，在市场上必然要求飞行员的自由流动。可是国有航空公司依然以垄断的人才观束缚自己的飞行员，要求他们只为自己服务。在这里，航空公司和飞行员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基于权利对等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权利主体的不平等，决定了劳资博弈中对话机制的不平衡。这一点在4月1日实施的《民航华东地区飞行人员流动管理办法》中就可窥见一斑。《办法》不仅对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年流动率作出明确规定，更提及飞行员跳槽时，“转会金”高达70万元至210万元。以一个僵死的年流动率来限制飞行员的跳槽，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用人思维，同时也是对劳资谈判的一种蔑视。因为《办法》的出台根本就没有集体协商的过程。
飞行员是稀缺人才，是精英中的精英，那么是什么逼得这些精英们要通过“罢飞”的极端方式来表达对资方的不满呢？毫无疑问，是长期以来劳资谈判机制的主体缺失和权利失衡。NBA中的球星，也是精英，他们也曾经闹过“罢赛”的丑闻。但是最终依靠一个强有力的球员工会，凭借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谈判机制，很好地解决了劳资的纠纷。
对东航的飞行员“罢飞”事件，我们在表达对飞行员的道德反感之时，是否也可以站在劳资和谐的立场上，对资本的霸道给予应有的谴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