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在日前公布的2007年年报上，中国平安董事长兼CEO去年的税前年薪达 到了令人咋舌的6616万元，刷新了内地高管薪酬的纪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平安的股价从去年的149.28元高位一路下泻，跌幅几近60%。“高管吃肉，股东割肉”成为广大投资者和网民发难“天价年薪”的重要口实。
中国平 安再回应：高 管高 薪与交强险无关
看着天价“打工皇帝”层出不穷，高管高薪，已然渐成潮流。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所有人思考：这究竟是市场化激励制度的体现，还是对社会分配公平原则的挑战？
支玲琳：6000多万元年薪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慨”。有人对比说，吴仪退休前的年收入不过12万元。
文跃然：我看到的资料是这样的，平安高管收入基本包括三个部分，一块是基本工资，一块是与业绩挂钩的绩效奖金，一块是与股票连在一起的激励计划，即与H股挂钩的虚拟股权收入，到期即行权。2007年，是平安虚拟期权首度行权，是四年来对高管绩效的一次性奖励。这几年股市总体上扬，客观上推涨了平安高管的薪酬。至少从账面上来看没什么问题，并没有超越制度框架。
撇开平安的事情，对于目前高管薪酬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更应该关注的在“账外”。一个公司高管的账面年薪可能只有100万元，但因为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可能还有其他的灰色收入。这种情况有没有？究竟有多普遍？目前我们的监管还不是特别有力。这才是更加严重的问题。
支玲琳：可是为什么股价一路下挫，高管收入却一路狂飙？高管收入难道不应该和公司股价的表现挂钩吗？
文跃然：股价该不该与经理人报酬挂钩，这其实是存在争议的。绩效有两个大类指标，一个是公司内部的利润增长，还有一个是公司的外部指标，也就是公司的股价表现。理论上说，公司股价应该基于利润，但实际上，股价有时候和公司经营业绩并没有太大关系，很多非利润的市场因素也会影响股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人员的收入和股价要不要挂钩呢？发生在美国的安然事件，就是高管为了让个人收入最大化而去做假账，结果导致股价虚高。其造假动机其实就是基于制度设计，因为公司的股价越高，高管的期权收入也会越高。后来大家都批判这种机制。所以我认为，不能一味地要求高管薪酬与股价挂钩，否则可能导致更大的制度漏洞：做假账和操纵股价。股价与经理人报酬挂钩就能约束高管高薪？对此我是心存疑问的。
支玲琳：保监会主席吴定富也痛斥过薪酬差距过大的现象。究竟怎样的薪酬差距是合理的呢？
文跃然：高管收入除了绩效，还要考虑伦理道德，美国人很早以前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认为，假如改变某种收入分配结果，并不能使任何人得到好处，那么这种收入分配就是正义的。具体来说，如果制度设计的薪水是1000万而不是6000多万，可能并不会影响平安的绩效。原因有两个，一则，不是说他拿1000万元就不干活，拿6000多万元就会干6倍的活；二来，假如一定要6000多万元才能干好，那么可以向全社会招标，没准再找一个人，只要500万元，同样能把事情干好。
究竟薪酬差距应该控制在怎样的限度内？我认为，如果所有的老百姓都觉得收入差距过高，并对社会正义产生怀疑的时候，那么这种薪酬制度所存在的合理性就发生动摇了，人们可能会不愿意付出了，因为他会觉得即使付出也得不到公正的回报。一个好的薪酬制度，不应该让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心产生动摇。
支玲琳：既动高管的高薪蛋糕，但又不影响他的积极性；如果高管不愿意干，再通过社会选择机制另择贤人。这会不会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
文跃然：是的，对于一般劳动力说，要走就走，要来就来，流动程度很高，但经理人市场化程度的进展就相对慢了。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有体制影响，企业的领导人基本由任命产生；此外，传统的关系文化也导致经理人市场的发育程度比劳动力市场要来得缓慢。所有这些，都暴露了我们在职业经理人制度方面的滞后和文化的不兼容。
支玲琳：如果不考虑国内的收入差距，其实比起国外高管们动辄数千万美元的高薪，中国高管的薪酬并没有那么夸张。从平安的“高薪门”当中，我们究竟应该反思什么？
文跃然：与国际接轨，加快市场化步伐，理论上说是对的，因为原来我们的高管薪酬是太低了。薪酬太低，很可能会导致高管积极性不够，结果更加强调灰色收入。这对社会可能是更大的伤害。但另外一方面，每一个国家都有其国情特殊性。在过去的10年里，高管收入呈十几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长，结果迅速拉大了与普通百姓的收入差距。尽管老百姓的收入这些年也有所增长，但是速度相对缓慢。所以，即便是支持高管薪酬与国际接轨，但在今后5到10年，应该让老百姓的收入有更大的增长，这样才会对社会有好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还不发达。国外的高管拿那么高的收入，因为人家是通过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脱颖而出的精英。而我们目前由于资源控制、文化因素所限，往往职业经理人并不是最优秀的人。所以，一味要求薪酬与国际接轨，也不尽合理。
当然，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时期。在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中，这些企业家和高管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他们多拿一些，也应该给予一些谅解和支持。但是，在收入分配差异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企业领导者也应该多想想道德和克己性问题。像联想的柳传志先生，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如何兼顾大公与小私，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