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对细节真相的探究。本书以大众为阅读对象，拒绝枯燥，注重文采，选取了近百篇兼具平民化、生动化、可读性和趣味性的文章，用崭新的笔触披露了惊心动魄的真相，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让那些被有意回避或语焉不详的历史重见天日，给长期被误读的历史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和意义。
鲁迅的“仕途”
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长逾十四年，这段经历被其对头、批评家陈西滢等人派作是他的“污迹”，也成为研究者有意无意回避的一段历史。在人们的脑海里，鲁迅耿介、倔强，从不妥协。他的文章是投枪，是匕首，一如他的为人。你也许无法想象，同样的一位鲁迅在1912年至1926年曾沉于下僚十余年，试图扮演好恪尽职守的公务员角色。并且，这一切真实地发生过。
公务员生活精彩的一面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初建，万事辏集。鲁迅进教育部的推荐人是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职的许寿棠（鲁迅与许寿棠自留日期间结识）。
南京传来邀请，“海归”鲁迅出仕。他先是赴南京任职，南北议和后政府北迁又随之进京。据确证，在南京短暂的几个月里，鲁迅至少担任了以下工作：推动各省大力开展有关革命形势及政策的宣传讲演；大力搜求各种图书，准备建立“规模宏大”的“中央图书馆”；计划编刊《文教》杂志等。
初到北京的日子里，鲁迅显然干劲十足，从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到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此后还受命主持设计国徽，这是鲁迅在教育部承担的第一项部级也是国家大事。在与钱稻孙、许寿棠的合作下，任务顺利完成。就在承担此项任务期间，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且须总统钦定（当年鲁迅还晋谒过袁大总统），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
公务员生活向他展露精彩的一面，鲁迅到天津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不免忙累了，忙坏了，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第二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写啊算啊地忙了一天，不禁“头脑岑岑然”。岑岑，头脑胀痛之意也。
“黯然神伤”的另一面
在公务员日常事务里，鲁迅并非如鱼得水。比如教育部与内务部职务重叠就曾让鲁迅很难“做人”，因为在一些具体事务管理中，两个部门发生撞车。1914年初，热河避暑山庄所藏文津阁《四库全书》运抵北京，鲁迅赶赴北大接洽联系，却不料此书为内务部截留。经过多方交涉，1915年9月1日，鲁迅“同戴芦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10月12日，移《四库全书》入京师图书馆告成。然而，《藏书简明目录》却被内务部给扣下了，仍“发古物陈列所保存”。这意味要查阅《四库全书》的人首先要往古物陈列所去一趟，查过书目后才到图书馆按图索骥。
紧接着的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并以行政命令让一些教育部部员入会，鲁迅为小说股主任。不久，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张总长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个人召见鲁迅。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实施多方阻抗，甚至在帝制复辟后他还无视袁次长的督办。很快，鲁迅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了。袁世凯死后，一切恢复正常，然而鲁迅“不听话”的强硬作风却影响到他在官场的生存。1916年，鲁迅与同事好友联名上书，驳斥“祭孔读经”之荒谬，更是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所忌，鲁迅仕途生态进一步恶化。
教育部领导走马灯式频繁调动。在鲁迅1926年去职前，教育部总共更换过三十八任教育总长、二十四任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亦不待赘言”的蔡总长，除了与自己交厚的董恂士教育次长，鲁迅再没看得顺眼的了。范源濂总长演讲，“其词甚怪”；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得了个“痰桶总长”的绰号；梁善济“不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