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期的鲁迅却长期得不到升迁。最让人难堪的是，年长鲁迅三岁的汤尔和1922年出任教育总长，汤尔和与鲁迅是老朋友了——在鲁迅开始仕途生涯的时候，汤尔和不过是一家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1914年1月5日汤还到教育部访过鲁迅，“似有贺年之意”。没想到当初紧着巴结他的朋友，反过来成了教育部的最高领导。
业余时间里，在官场里郁郁不得志的鲁迅常写一些小说杂文。1925年，“三一八”惨案，此间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又传言执政府将鲁迅列入黑名单，一时风声鹤唳，鲁迅四处避难。政府越来越不讲理了，与许广平的爱情进展也要求鲁迅换个环境。恰好林语堂先行到厦大任教，成为鲁迅南下的先行官。走，8月26日鲁迅偕许广平同车离开北京，开始新的生活。由于鲁迅没有明确辞职，直到3个月后，教育总长任可澄才签发了“周树人毋庸暂属佥事”的部令，鲁迅的官场生涯由此画上了句号。
“做官课程表”和衣食住行
虽说教育部有些忙闲不均，但当差也不是白吃饭的，总有些许公务须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应对。凡此种种，统统可归入鲁迅所戏称的“做官课程表”：
1．阅处公文。
2．开会。
3．办会。鲁迅1913年2月参加“读音统一会”，会议代表意见不一。作为实质上的办会人员，鲁迅不得不居间调停，拿出一套解决方案，幸获通过，促成会议胜利闭幕。
4．外出调研。担负筹建国家图书馆、博物馆等重任，鲁迅时而与司长、同事一起到实地调查，选址布局，皆需有具体的指示。
5．部门交涉。鲁迅与内务部打交道多次，一因索还《四库全书》，二为通俗图书馆借址中央公园事。凡此皆需求人，恐怕内务部接洽者的脸色不会好看。
6．应酬与仪式。1913年2月13日，“下午有美国人海端生者来部”，董次长接见，“谈至六时方去”，害得一旁侍候的鲁迅“同坐甚倦”。
7．其他领导交办之事。如陪夏司长往琉璃厂买书，或赴银行存取公款等。
教育部建有考勤制度，规定到班后须由本人签“到”字，用以监督部员按时上下班。不过，这些规章制度最终都没能有效执行，当时的状况是：只要哪天去簿子上补上个“到”就是了。
在北京的前七年半，鲁迅寄住在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平日里，鲁迅更多地是以人力车作为代步工具，按时上下班。他是如此守时，以致沿路店家看他的车子经过，就“可以做饭了”，简直拿他做自鸣钟了。
进京初，鲁迅曾包过一个铁轮的洋车，“上下班和外出都坐车”，但是时间不长就不包了。租住砖塔胡同61号时，鲁迅依旧没有包车。
鲁迅不吃早饭的习惯形成于留学日本期间。熬夜攻读之下，鲁迅一般很晚起床，睡醒已临近中午，于是早饭、中饭一起吃。做公务员能够满足鲁迅保留求学作息时间的需求：较晚上班，有时还有午休时间，可以容他晚睡晚起，而且下班后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