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虽然物价上涨会推动工资上涨，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工资上涨主要是因为效益的提升，也就是说，物价再上涨，如果单位的利润下降，也无法真正提高工资；即使物价不涨反跌，如果单位利润增长，工资也会随着增长。所以，工资涨跌的决定因素是企业利润的涨跌，而不是CPI的涨跌。

　　如果让中低收入者的工资和CPI硬性挂钩，就会出现非常滑稽的状况，比如，CPI没有增长，单位效益增加了，是否就不该涨工资？如果CPI涨了，单位效益却大幅滑坡，是否该涨工资？如果硬涨工资，会导致很多单位和企业倒闭。

　　所以，物价上涨中，中低收入者提高收入的担子，不应落在发工资的用人单位身上，这不符合规律。

　　应该由谁来负责？其实很简单，责任主体是政府。一方面，政府应当控制物价上涨；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中低收入者抗击通货膨胀的保障体系。这才是根本之策。

　　观点2

　　工资与CPI：功夫在“连动”之外

　　时下，生产成本增加助推的通货膨胀已是近在咫尺，工资再行大面积上涨难免推波助澜，由此观之，苏海南的担忧自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有必要把工资从复杂混沌的生产成本中剥离出来单独审视。只有如此，才有利于我们理清工资与CPI连动的真实面貌。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其中包括“货币工资率上升型通货膨胀”。后者的触发机制是有条件的，即货币工资的上涨超过了边际劳动生产率。简单来说，就是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是非理性的，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事实上，劳动者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拔苗助长，反而是被严重低估的——工资与劳动力价值长期存在断裂，既跑不赢一路狂奔的GDP，更是对CPI望尘莫及。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识之士倡议政府对劳动者工资与CPI实施连动策略。当然，现实是残酷的。就像当年日本的工资倍增计划放在当下中国未必适合一样，工资与CPI连动也难以摆脱现实环境的掣肘。这个巨大的困境尽人皆知。通货膨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也就是说，我们一次次地丧失了把工资与CPI连动的机遇，等到CPI高企到某个地步，再行连动却已经不复可能。如履薄冰的政府出于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至少在当下，也不太可能支持工资与CPI连动。

　　舆论再三逼请，有关部门有心无力。造成这种困局的深层次的原因，显然在于对劳动力价值的长期压抑。低成本扩张的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辉煌，也为现在的困顿埋下伏笔。我们禁不住会想，如果劳动者的工资形成机制是健全和得到有力保障的，有一个寄托于时间沉淀的增长过程，那么今天，我们是否还会为了工资与CPI连动大伤脑筋？

　　苏海南说，工资与CPI连动容易导致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这或许是事实，但更重要、更沉重的事实是，我们本可以避免这样的事实。

　　对政府来讲，既然工资与CPI连动已经很难推进，那么，另外的方式就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即减税。涨工资与减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不可能，后者就迫在眉睫。通过减税这种间接方式，抵消物价上涨的压力，以政府财力来讲，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做好的。